蒙古文大藏经是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刻本，又名《如来大藏经》或《番藏经》。全藏分为甘珠尔、丹珠尔和松绷三大类。甘珠尔又名佛部，也称正藏，收入经、律和密咒3个部分，相当于汉文大藏经中的经和律;丹珠尔又名祖部，也称续藏，收入赞颂、经释和咒释3个部分；松绷即杂藏，收入蒙、藏佛教徒的有关著述。

蒙古文大藏经是根据藏文大藏经及汉译重译的最完整的佛教经典丛书的译作，除佛教经、律、论外，尚有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其中属于密教的经轨及论藏等，多数在汉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因此博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蒙古文大藏经的翻译与出版经历了3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在元朝，自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由朝廷进行准备和试译佛经。到武宗海山时代，萨迦派高僧搠思吉翰节儿受武宗“译佛陀至宝之佛部、真言部”之命，自元至大元年至四年（1308～1311年）的3年内完成了蒙古文甘珠尔大部分和丹珠尔一部分的翻译。这项翻译大业，曾动员了许多通晓畏兀儿语、汉语、藏语和梵语等语言的学者，不但从西藏甘珠尔进行直译,还用汉语经典作了校勘、修订。后来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克绍箕求，继承先代遗业，增补了一些经典的翻译。当时这项翻译事业的领军人物有萨迦派喇嘛嘎瓦·索德那木和蒙古翻译家西拉布僧格2人，其规模也是相当庞大，基本上完成了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翻译。这部旧译在文宗图铁睦尔时代得到刊行。在这个时期所完成的大部分蒙古文经典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散失，其中一部分或是被带回蒙古故土，或是保存在北京的大寺院，北元时代的译经即以这些经典为底本。

第二阶段是在明朝，宗喀巴大师进行了一番大的宗教改革。格鲁派成为西藏佛教的主流后，传入蒙古地区的佛教主要以格鲁派为主。土默特部阿拉坦汗及其后嗣治世时期，第三世达赖喇嘛到蒙古地区传法，由他亲自扶掖从西藏邀请几百名喇嘛进行经典的翻译。据记载，索南嘉措的直系弟子、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喇嘛席力图固什曾将广中略三种般若与尊者弥勒佛传记等10余万的经和论译为蒙古文。

16世纪末，在图们汗的主持下，又开始进行用蒙古文翻译甘珠尔。后来，察哈尔部林丹汗主持进行经典的翻译，却极具规模，几乎补全了元译所缺，把108函甘珠尔全部译成蒙古文。自元朝建立以来所进行的翻译，到这个时期才得到完成。此项大规模的译经事业由以贡噶敖斯尔为首的众多翻译家进行，正如大佛学家晋美南喀（无畏空）评价：“把完整无缺的甘珠尔等众多正法译成了蒙古语”。

第三个阶段是在清朝，康熙帝曾命和硕裕亲王福全领衔监修，根据日文爰加镌刻，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刻就甘珠尔。清乾隆年间，在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贝多吉的影响下，乾隆帝对教理的关心大增，陆续刊行以《法华经》为首的高僧教理纲要等经籍。在清乾隆六年（1741年），完成了梵汉藏蒙对译的大辞典《翻译名义集》。同时在国子监的督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丹珠尔新译、改译和刊行。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全部完成了丹珠尔225卷的翻译。这项浩大的工程是由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和罗布桑丹比尼玛上师指导下造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乾隆版。

蒙古民族自公元13世纪有了文字以来，经历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至此写下了译经圣业之圆满成功的符号，用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完整的大藏经终于显现在世人面前。这是蒙古语翻译史上的空前壮举，是蒙、汉、满、藏各族先辈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对蒙古文化史上所起的促进作用，对后来蒙古语翻译事业的开展和蒙古文学、语言学的趋于成熟产生深远影响，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哲学价值。

蒙古文大藏经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社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图书馆等单位均有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