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说方志》。撰于1924年。收入《饮冰室合集》。从史学角度强调加强对地方专史即方志的研究,“治中国史,分地研究极为重要”,而“地方的专史就是方志的变相”。
对方志发展史有所分析,认为“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图经的观念,以记山川、城邑、宫室、名胜等为最主要部分;稍进,则注重人物传记;更进,则及于古迹、遗文、金石等;更进,则注重现代风俗、掌故、经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则陈迹之需考证者愈繁,故去取别择,亦成为专门技术……要之,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间,方志观念日趋扩大,其内容日趋复杂”。
对前人称为良作的志书做评价,称顺治《河南志》为天下模式,雍正《浙江通志》为诸志中完善者,而陕西、山西为最好,福建次之。
对康熙《邹平县志》、乾隆《历城县志》、章学诚所修之七八种志及洪亮吉父子所纂之志,也倍加赞赏。
摘自《方志百科全书》
②《说方志》。撰于1924年。收入《饮冰室合集》。从史学角度强调加强对地方专史即方志的研究,“治中国史,分地研究极为重要”,而“地方的专史就是方志的变相”。
对方志发展史有所分析,认为“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图经的观念,以记山川、城邑、宫室、名胜等为最主要部分;稍进,则注重人物传记;更进,则及于古迹、遗文、金石等;更进,则注重现代风俗、掌故、经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则陈迹之需考证者愈繁,故去取别择,亦成为专门技术……要之,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间,方志观念日趋扩大,其内容日趋复杂”。
对前人称为良作的志书做评价,称顺治《河南志》为天下模式,雍正《浙江通志》为诸志中完善者,而陕西、山西为最好,福建次之。
对康熙《邹平县志》、乾隆《历城县志》、章学诚所修之七八种志及洪亮吉父子所纂之志,也倍加赞赏。
摘自《方志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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