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空间跨度最大、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运河类遗产项目。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等国家项目的提出，大运河遗产的价值与今天的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战略，乃至国际文化软实力的构建都有了密切的关联。

那么，如何从知识体系层面认识和界定“大运河”这一概念？在申报世界遗产期间，遗产专业机构以世界遗产标准为框架，对“中国大运河”突出的普遍价值以及真实性、完整性、符合的标准等方面进行论述，并且获得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可。但是，从普及、传播和分享大运河遗产价值的角度，我们需要再次解读这个完整、复杂的概念和知识体系，需要跳出世界遗产话语范畴，甚至跳出文化遗产的框架，从更高的层面去认识大运河。

跳出两个认识局限

从学理的角度认识大运河，需要跳出对于大运河的“历史还原”和“统一集权”两个思维和认识局限，并且树立更包容、更多元、更多层面的大运河叙事体系。

从时间观上看，应跳出历史还原主义的思维局限，避免陷入对大运河的“盛世想象”。我们今天谈论和解读大运河，不应该限定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如隋初、宋初、元初或明中期、清中期等，而是应该秉持动态的时间观，以现代的视野去理解和思考这一庞大的历史产物。

历史上，大运河主要被称作漕渠，即使在“运河”二字普遍采用的明清时期，也并未出现“大运河”的称呼。直到1958年，先是淮阴卷烟厂创造了 “大运河牌”香烟，江苏省又成立了“江苏省大运河工程指挥部”，这条水道才第一次拥有了“大运河”的称号。因此，将大运河作为一种颇为现代的文化记忆产物，有助于我们跳出狭隘地对于所谓历史真实性的执拗，不去过度强调保持或是“回到”所谓的某个历史时期，从而可以根据具体的地理背景和社会条件，开展因地制宜且适应当地社会文化和民生需求的大运河保护利用措施。比如，有的学者和相关部门提出的“全面复航”，初衷是重现大运河繁荣时期的盛景。但深入了解大运河最为繁盛的明清时期，我们便会发现，真正的全线、全年贯通是很罕见的，大运河的缺水、淤塞、断流反而是常态。

从政治观上看，应避免将大运河过度政治化解读。比如魏特夫对于中国治水和政治关系的扁平解读，已经受到学界的广泛质疑。尽管并没有直接指涉大运河，但其相关论述，会对从学理层面理解大运河维系国家统一的功能产生误解。人们容易将以大运河的开凿和治理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完全等同于一种统治者攫取政治权力、维护统治的行为。

跳出古代统治者的简单思维，从普通人活动的视角去观察，就会发现大运河的丰富内涵。大运河当然是一套水利统治系统，但更是一个关于“人”的交通、交往、交流体系，是遍布古代华夏大地的个人行走、谋生、游历体验的叠合。仅从宋代而言，由于北宋首都汴梁位于运河中枢，运河几乎成了国家之中所有人员交通往来的首选，苏轼回四川为父亲苏洵送葬之时，并没有选择走当年进京应考的蜀道，而是先沿运河向东南到长江，再从长江溯江而上，就说明了运河在当时的个人跨地域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大运河沿线留下的大量个人行走的记录，比如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谈迁的《北游录》等，以及因此产生的以运河沿线风貌为背景的明清小说——《水浒传》《三言二拍》等，都远远超出了“专制”的话语范畴，展示出运河超越政治、融入生活的价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