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传入中国，传教士阿罗本来到西安，唐太宗下谕准许他到各地传教，并拨款修寺，度僧21人，随后大批波斯教士来华传教。以后经过200余年的发展，景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后因政权更迭，唐朝统治者对景教的态度发生变化，景教丧失依靠，景教教士多被遣送回国。习惯称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为基督教的第一次传入。

景教在中国内地逐渐消亡后，在中亚和中国北方的蒙古、回纥民族中仍然传播着。宋、元时期，蒙古的克烈、乃蛮、蔑里乞、汪古等部落均信仰景教。克烈部约20万人在北宋已皈依景教，回纥人先信奉摩尼教，后来也改信景教。

一、元朝时期天主教

蒙古帝国兴起后，蒙古大军的西征从亚洲的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汗八里（即北京）设景教主教，教士享有各种特权。元至顺元年（1330年），教徒发展到3万。同时，罗马天主教也传入中国。

蒙古语称包括景教、天主教在内的基督教为“也里可温”教。最先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意大利人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元乃马真后四年（1245年），他同方济各会士波兰人本笃经基辅到和林（今乌兰巴托市境内），参加贵由汗的登基大典。他们这次出使的目的在于劝说蒙古人的君王接受洗礼，并和基督教国家建立盟邦关系。但是，这个打算未能如愿。柏朗嘉宾留下一本以《蒙古史》为名的拉丁文游记，后人评论说，这是“有关蒙古人的第一部拉丁文著作，其可靠性和明确程度方面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首屈一指和无可媲美的”。

元代莲花座十字架（四子王旗出土）     元代鹤座十字架（四子王旗出土）

后来教皇还派过别的使节，一次为方济各会士老伦葡萄牙，一次为多明我会士杏山伦。目的在劝说蒙古人皈依天主教，停止向西进攻，但是结果一样亦非如所愿。

元定宗三年（1248年），法国国王圣类思领兵十字军东征，当年有蒙古大将派遣玛利法·达味与马尔谷2人持有玺书请见法王。玺书的大意是愿率蒙古兵相助，恢复耶路撒冷圣城。从2人的名字，可以断定他们是基督教徒。

元宪宗三年（1248年），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各会士罗伯鲁出使蒙古。罗伯鲁发现在蒙古人的宫廷内有很多基督徒，而且可汗也信基督教，同时，蒙古地区还有不少虏自欧洲的男女教徒。

真正在蒙古地区传教和建立教会的是蒙高维诺（1247—1328年），他是一位方济各会士，意大利人。

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让马可·波罗的父亲与叔父带信请教皇派100名传教士到中国。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命蒙高维诺出使中国。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蒙高维诺来到大都，受到朝廷的热情接待，允许他在大都传教。在以后的几年中教廷虽然常能收到蒙古境内其他地方方济各会士的报告，唯独蒙高维诺音信全无。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教廷忽然收到蒙高维诺的来信，这封信写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信中说，他在汗八里（北京）建立了3座教堂，已发展教徒6000余人。他还收养了40名1岁～11岁的幼童，教他们学习拉丁文和教会礼仪，又组织圣诗队，并将《新约》及《旧约圣咏》译成方言，不过没说是蒙古文或维吾尔文。

在信中蒙高维诺还说，他劝化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放弃景教皈依天主教，并在那里建造了教堂。汪古部分布在河套地区五原县及包头镇诸地。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罗马教廷特设汗八里（北京）为远东总教区，并委任蒙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中国各地的教务。远东总教区也归蒙高维诺领导，非重大事务，不需请示教宗，只需承认教宗为教会领袖。

元泰定五年（1328年），蒙高维诺在中国传教30余年后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后来，随着元代的灭亡，天主教在中国也逐渐消亡。

13世纪，中国景教出现了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巴扫马，他在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出生于北京，其父亲是景教的视察员。巴扫马30岁时入隐修院，后来在北京城外山洞里过着隐士的生活。另一名是马可斯，元乃马真后四年（1245年）生于山西霍山，其父为景教主教。马可斯有志隐修，拜巴扫马为师。

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他俩决心到耶路撒冷朝圣，西行中在马拉加城取得聂斯脱里派宗主教马屯哈的介绍信，前往巴勒斯坦。在叙利亚北部遭遇战争，不能前往。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马屯哈委任马可斯为驻中国的契丹总主教，而巴扫马为总视察员。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在回国的途中听说马屯哈去世，他们折回去送葬。在选举继任总主教时，各地主教竟一致推举马可斯为“东方教会宗主教”。

巴扫马受蒙古统治波斯的阿鲁浑王之命，联络欧洲各国与教廷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他晋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英王请求巴扫马给他用景教礼仪领圣体。巴扫马来到罗马，受到欢迎，教宗也请巴扫马按景教礼仪给他领圣体。巴扫马也参加了教宗主持的天主教弥撒。巴扫马还向教宗请求赦罪，并领了圣体。

元大德八年（1304年），马可斯在他给教宗的信中承认“罗马教宗为全世界基督徒之父，圣伯多禄的继承者”。但是在教会事务方面，这位宗主教一直独立于罗马。

民国16年（192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白灵庙附近发现了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后来在城内发现了一座教堂遗址和几块墓石，从墓石的铭文看得出，阔里吉思皈依天主教后，还建造了一座壮观的教堂。这座教堂距今至少已有700年的历史。

二、明清时期天主教

15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与航海事业的发展，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也迅速展开。此间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是西班牙人，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他本想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但未能如愿，死于广东台山县上川岛。较早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是耶稣会士范礼安、罗明坚与利玛窦。他们不仅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教中也尊重中国的礼俗民情。继利玛窦又有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毕方济、艾儒略、闵明我、徐日升、张诚、郎世宁等来华传教。来华的传教士大多是饱学之士，博通古今。一方面“西学东渐”，如金尼阁来华时带来“西书七千部”，把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哲学等传入中国，对中国的传统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学西传”上起到了重大作用。《大学》《中庸》《论语》《诗经》《礼记》《易经》《道德经》《孟子》等许多中国著作，都有西文译本。不少的传教士在朝廷任职，并得到宠信重用。南明皇室中包括皇太后、皇后、皇妃、皇太子、太监都成了天主教徒。文人仕士学者中是天主教徒的大有人在，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他们被称为早期天主教的三大柱石。清康熙六年（1667年），全国共有教徒27万多，耶稣会所属信徒超过25万。当时的宫廷中有不少的人信教。

历史上称这次为天主教的第三次传入。

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教廷任命罗文藻为主教，这是中国天主教会的第一任国籍主教。

到了清康熙年间，天主教内发生了“礼仪之争”。罗马教皇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清康熙皇帝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发布了禁止天主教传教的谕令。

礼仪之争主要是围绕关于“天主”的译名与祭祖、祭孔展开的。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表示理解、尊重与认可。他们用儒家经典著作诠释天主教的宗教观念。比如证明天主教信仰的神（Deus），就是中国先贤所称的“天”和“上帝”，于是他们把神，即拉丁语的Deus译作“天主”“上帝”或“天”，又认为中国传统的祭祖，是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只是习俗而不是宗教信仰，与天主教的十诫中的孝敬父母是一致的；祭孔是知识分子对老师的敬重。利玛窦的解释博得儒士们的赞同，对传教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利玛窦的主张，生前没有遭到反对。

利玛窦

后人对罗马教廷在中国的“礼仪之争”中所持态度批评为“保守”“僵化”。教廷的态度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宗教背景有关。宗教改革对天主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为了巩固教会，在教义教理审查方面力求从严；必须对教会进行整顿与清理；不能容忍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妥协，以免产生新的异端。正因如此，有人认为中国的礼仪之争是欧洲内部宗教争论的延伸。中国天主教历史学家方豪对礼仪之争有独特的看法，他认为，耶稣会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本来就有神学上的分歧，而且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开展传教工作。耶稣会士主要在城市，主要与士大夫及官吏周旋，这些人比较理性，所以礼仪中的迷信色彩较少；而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主要在下层居民中传道，民间宗教盛行，礼仪自然迷信色彩较浓。由此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是必然的。

所以禁教，一方面是由于礼仪之争，另一方面是因为朝廷内部的斗争。教会接近皇九子及其支持者苏奴父子，引起清康熙的继任人雍正的嫉恨，故雍正采取更加严厉的禁教政策。

此外，天主教是外来宗教，又不容易被同化，也引起当政者的警戒。雍正曾对朗世宁等教士说：“教徒只认识你们，一旦边境有争，百姓唯尔等之命是从，现在虽然不必顾虑及此，但等到万千战舰来我海岸之时，则祸患就大了。”

由于禁教，教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到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教徒由30万降至15万，北方只剩下5000人，传教士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的107位降至清嘉庆六年（1801年）的31位。不少城市与内地的教徒转移到农村，特别是偏远、人口稀少的农村。张家口市以北百余里的西湾子，就是这样一处天主教徒聚居的地方。它是内蒙古地区天主教传播的发源地。

三、遣使会在内蒙古

由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八的复辟，法国教会得到恢复和振兴，这个教会表现其宗教热忱的方法之一就是加速发展其海外传教。“这些传教活动和政府间并没有关系，而是由在经济上与政府有联系的传教会所推动；除了遣使会外，巴黎外方传教会、耶稣会都扩大或重新开始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法国遣使会孟振生就是在这种宗教与民族热潮中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来到蒙古境内的西湾子（现属河北省崇礼县）。

孟振生先在澳门学习中文，又蓄起胡须，留长了头发，穿着中式服装。他在赴北京的途中，装成病人，头上包着布，在旅店总是面墙而睡。他潜入北京后，在京的传教士说他的行动是非常不明智的，一旦败露，就可能引发新的教案。于是令他赶快起程前往蒙古地区，那里有一个法国遣使会的传教点。因为那里人烟稀少，又十分偏僻，是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西湾子是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徒村庄。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前后，这里已有一家姓张的教徒。清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下诏书，外国传教士不能自由传教，不过中国籍的传教士可以不受限制。一直到清道光九年（1829年），传教士来西湾子只送弥撒，或暂时休养。

清嘉庆、道光年间，教禁更加严厉，在北京的外国教士被驱逐到澳门，中国籍传教士的活动也被查禁。此时中国籍传教士薛玛窦逃离北京，西湾子教徒请他去西湾子。

薛玛窦是遣使会会士，祖籍江西，生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左右。他自我引荐，找到在北京的遣使会，请求接纳。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三月九日，誓发圣愿，后祝圣为司铎。他对内蒙古天主教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清道光九年（1829年），薛司铎偕同李修士及修道院的8名修生来到蒙古地区的西湾子。薛司铎在蒙古地区开办了第一所修道院。同时，他还创办了男女学校，在他去世前，女校有60余名学生。他曾派当地一位叫郑保禄的青年进修道院，且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二十九日在马尼拉晋铎。郑保禄是蒙古地区第一位晋升铎品的中国人。

薛玛窦初到西湾子时，那里有教徒300余名，几年后增加到676名，西湾子村几乎全成了教徒。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九月六日，薛玛窦逝于西湾子。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法国遣使会会士秦司铎来西湾子学习中文。不久，他去兴和县送圣事，路上遇见不少的蒙古人。从此，他开始跟喇嘛学习蒙古话。后来教蒙古语的两位喇嘛改变了原有的观念，反倒成了秦司铎的徒弟。

第一位蒙古族司铎凤伯多禄（182—1893年）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25岁的喇嘛领洗入教，教名为保禄。第二年，另一位喇嘛也领洗入教，教名为伯多禄。伯多禄姓凤，他曾与秦司铎一起把要理与经文译成蒙古文。凤伯多禄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晋升铎品，他是第一位蒙古籍司铎。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秦司铎来到归化城，试图劝说那里的喇嘛入教。不过没有什么效果。同时另一位名叫古伯察的法国遣使会会士也来到西湾子，秦、古二人决心劝化蒙古人皈依。由于劝化无效，他们认为要想劝化蒙古人，应先劝化西藏人，因为蒙古人的信仰来自西藏，西藏人皈依必然使蒙古人皈依。于是他们决定到拉萨开教。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秦、古二人在桑达钦巴的带领下进入西藏，在拉萨住了4个星期。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们3人被清政府官员琦善驱逐，押送到澳门。秦、古2人都留在澳门，桑达钦巴从澳门回到西湾子。

桑达钦巴（1816—1900年）

桑达钦巴原籍青海省西宁县三川人，他在当向导、翻译之前，先后在西宁、北京当过喇嘛。后来成为天主教徒，秦司铎为他付洗，教名约翰。清同治八年（1869年），司各特传教士聘用他在西湾子与岱海两地，为几个蒙古族寡妇与嫁给汉人的蒙古妇女讲授天主教要理。后来桑达钦巴与西湾子汉族天主教徒结婚，但没有子女。

桑达钦巴是第三位加入天主教会的喇嘛，一般史书中多提前两位而忽略了更重要的这一位。桑达钦巴是藏族，在举家迁到鄂托克旗后加入了蒙古籍，他精通藏、蒙、汉以及法语。现在鄂尔多斯鄂托克旗仍有桑达钦巴家族的不少后人。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八月十四日，罗马教廷划满洲、辽东、蒙古三地为一个教区，指定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教廷派四川方济各主教为代牧。12月，罗马教廷将蒙古划为一个单独教区，委任孟振生为代牧主教。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五日，孟振生在山西红沟子被祝圣为主教。当时蒙古教区的边界南以长城为界，东以关东三省为界。那时蒙古教区已有3座大教堂，东为苦力吐，中为西湾子，西为小东沟。

当时这个教区有19位修生，不到6000名教友，外籍传教士4人，他们是戴、梁、廉、白司铎；中国司铎有：郑保禄、赵玛弟亚、吴味增爵及第一位蒙古族神父凤伯多禄。教区地域辽阔，教友分散，东起西湾子，西到归化城；北起四子王旗后坝，南至凉城县岱海。除过西湾子，很少有超过百人的教友村庄，大多数教友村不过是3家～5家。因此，为照顾教徒的宗教生活，传教士只能巡回看望他们，并无固定居住之地。由于传教士人数少，教徒居住分散，司铎们很重视培养传教先生。各率传教先生若干人，分头巡行各村，看望教友，施行圣事。当时传教的力量，主要是中国司铎及本地的传教先生。

1906年初，在中蒙古教区的中国籍神父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罗马教廷委派孟振生管理北京教区，同时兼任蒙古教区代牧。由于管辖地域辽阔，孟振生推荐孔司铎为蒙古教区副主教。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七月，孟主教主持祝圣孔主教的大典。清咸丰七年（1857年）九月孔副主教获准成为蒙古教区的正权主教。

孔主教领受凤伯多禄的终傅后，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在苦力吐逝世。后来戴济世晋升为副主教，继续代理该教区。清同治四年（1865年）九月，戴司铎到上海接受新的职务，白振铎神父成为代权司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