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应在人民的心中铸筑起一座辉煌的文化丰碑，成为群众普及的读物。全国大规模的修志已经走过了30余年历程，志界虽一再强调不能将修志封闭在象牙塔，要开门修志，要有社会的参与，使全社会不仅关注修志，还要关注志书的利用，使人们从中悟出志书“资治、育人、存史”的功用，但直至当今，这个问题都只停留在口头，未能有效解决。由于志书是“官书”，大多群众不知志书为何物，更不用说如何用志。各地虽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开展读志用志活动，仅是形式上的尝试，收效甚微，只是纸上谈兵。这其中主要的原因首先是“官书”色彩太浓，记述内容鲜有涉及百姓至为关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因此为众多百姓拒之门外，阅读对象仅囿限于政府官员和研究者，也有些人只是装点门面。其次是，志书效益未能充分发挥。各级志办都是仅关注限定时间完成一本书的编修，极少关注其效益，只是依照上级指导依样画葫芦，不能出格，虽有创新，也未能走出“官书”的老路。又有几个地区能像浙江义乌，凝聚全市之力，编好志书之余，还编出一部200余万言的煌煌大作——调查报告。那样的创新，很难在志界推广，并且，这样的创新是否能为读者所青睐、所接受，也值得探讨。我们不是主张志书越编篇幅越大，在信息千变万化的当今，谁能久伏案台去啃那样的大部头？志办只顾完成修志任务，很少考虑其社会效益，甚至是不考虑，而编辑他也受任务与时间的制约，未能走向社会、贴近群众，很难听到群众的呼声。三是，志书编辑人员的思想仅停留在参与编一部志书，推而广之则是开展理论研究，而如何编出一部为群众所喜爱、为社会所关注的精品，却未能议决，更鲜有余暇去探讨。大多志书编纂者都是身处盲从地位，唯领导是从，每个人肩头都压上一副深重的担子，哪能置身于外去关注如此之深奥的问题。时下应很好的进行总结，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加以改正，使这一传统文化能在我国永久地继承与弘扬，并能走入寻常百姓家，为百姓所称道、所利用。　　

随着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所需要通过各类知识和各种信息的融合，探寻一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复兴、富强的创新之路，而志书是一地至为真实的地情书，利用这个信息，可以开启一道承前启后的窗口，透过窗口，带来丝丝缕缕鲜活的气息。因此，必须向群众普及，成为社会珍贵的财富，以激励人们热爱乡土，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锦绣河山，憧憬未来，圆中国的历史追求之梦，才能真正实现志书“资治、育人、存史”的功能，才是志书编纂的主旨。而当今志书的现状是资治、存史有余，育人不足，即使是地方官员也没有更好利用志书信息去开启治理一地政治、经济之门，大多是倚凭网络信息，鲜有人从志书中去挖掘历史资料，借鉴历史，以资利用，服务经济、服务人民。道光之后，清朝政府已临日薄西山，日益没落，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叹息：“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未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见得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于是，只要他们报出一个国名，清政府就—跟他们签订条约。他们虽然没有将中国打败，结果却每一个都是‘战胜国’，跟蚂蟥一样叮在中国身上吸血。”这个惨痛历史给国人带来无尽悲哀。正是这昏暗的年代，清流一位知县在一年的严冬腊月领着一位职员到（廖）武村催收公粮，为不打扰百姓，却住宿村中一所破庙，如今有哪一位官员能如此简易践行！也同样是在清流县，事隔百年之后的1990年却爆出一起县级官员腐败窝案，臭名昭著全国。这是共产党人口号喊得震天响为人民服务的官员，与那位封建知县的道德行径能相提并论吗？然而，一些官员们有了志书的历史垂鉴，却不去研究，不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中为其所用，而是我行我素、为所欲为。如果他们能从志书中借鉴其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带头垂范，何致沦落为阶下囚？笔者曾遇到一位政府某局长，手头拎着一本志书，愤愤陈词：“这些东西谁看，编来作啥用？”这是有文化品位官员的素质，能企望这些官员去利用志书为人民服务吗？由此观之，志书的普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志书只是作为一种门面摆设，或尘封书库，确实是无用之物。从志书编纂之始，志界就呼吁志书要为当今社会经济服务，究竟如何服务，服务的如何，笔者未曾发现有成功的范例，更遑论志书的普及，这是令人遗憾的。志书如何在社会普及，成为群众手头的普及读物，笔者认为需从如下方面着手：　　

一、要加大宣传力度。尽管国务院出台了《地方志工作条例》，修志有法可依，但我们的宣传仅囿限于方志部门，未能向全社会展开宣传。书写几张标语，在电视荧屏播放几句口号，或开一个座谈会，仅此而已。这样的宣传是必要的，却缺乏力度，是浮光掠影的宣传。更重要的是要组织人员深入民间，通过座谈、讲座、调查等多种形式，以一地之历史事实及其他们身边发生的人和事进行正反面的说教，以伸张正义、弘扬正气、鞭笞丑恶，使群众从中悟出真善美和假恶丑，使他们感受志书的深刻文化底蕴，使之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二、组织群众参与。不是聘请几位退休教师、干部就是群众参与，虽然他们是群众的一员，但不是来自群众的最底层。发动与组织群众参与，应是编写之初，或编写过程发出安民告示，将编写的纲目、要求，包括步骤、方法等，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倾听他们的呼声，博采众长，是最有效的方法。邀请什么名流、专家指导，不如脚踏实地深入群众，不耻下问，向群众请教，从而获得最鲜活的信息载体。一切真知都是来自实践，不是空中楼阁的凭空想象。尽管群众不懂修志的章法、体例，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最熟悉本地地情，熟悉专家们所不了解的情况。这个优势是任何专家都无法取代的，只有生生世世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才最有发言权。他们对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了如指掌，这就是最生动新鲜、充满生命活力的地情，甚至那些闲来无事的渔樵闲话都蕴蓄着深刻的文化历史意蕴。倘若不是为赶任务，迈开双脚深入实地，就会获取许多档案所没有或档案缺失的资料，比那些套话、空话要有用得多。　　

三、编写乡土普及读物。庞杂的志书内容横陈百科、厚似砖头，令人望而生畏。即使众多官员也无暇一一阅读，更难细心探究。故此，以志书内容为主轴，编写一些通俗浅显的普及读物，诸如乡土地理、乡土历史、乡土风物、乡土人物、乡土重大事件等，极为可行。这是志界诸多同仁早就提出，却未能付诸实现的。一方面是囿限于志办人力，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财政也无力投入那样一笔资金。大多数地方财政，尤其是一些不发达地区的财政都是捉襟见肘，对无利可图的文化事业很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这就需要有精明领导者的关注。党中央已作出实现中华文化繁荣的决定，这些地方文化普及读物正是织成中华文化繁荣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能尽搞那些阳春白雪的高雅之物，而民间对文化的需求已极为迫切，各级政府都需尽最大努力，力促地方文化的繁荣，即使是高雅文化也需要下里巴人的文化为铺垫，因为泱泱13亿人口的中华古国，不可能每个人都登上如莫言一样的文化高雅殿堂。这个措施可在一些地方进行务实的尝试，待取得经验后再行推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为方志文化开拓了一个崭新天地。方志部门要改变因循守旧的观点，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真正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新的发展之路，不能旷日持久“两耳不闻窗外事”，尽埋头于故纸堆，必须融入时代改革的大潮。国家已将繁荣文化事业绘制出一幅美丽的蓝图，方志文化毫无疑义，必须肩负时代赋予的使命，编纂一批精品方志文化读物回馈社会，以促进中华文化的共同繁荣。繁荣的文化应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海纳百川的襟怀，容纳各种文化形式竞相登上文化广阔的舞台。一花独放不是春，只有春色满园、百卉争妍才是真正的春天。在如此繁荣的春天，方志文化必须追赶时代的大潮，向群众普及方志，使读者能感受着志书之中的故事，勾起他们对深沉历史的回忆，任新一代人们的心中透过地方历史的云烟，去实现前人未曾实现的梦，这才是志书真正的价值之所在，才是方志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作者：福建省清流县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