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东

摘要：内蒙古地区地处农牧交错带，地域辽阔，生业形式多样，人口密度低，是多民族繁衍生息的乐园，也是中国最重要的移民地区之一。内蒙古地区的移民活动开始于石器时代那，贯穿于历史的全过程。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形式多样，既有军事性移民、也有强制性移民、还有开发性移民。呈现出双向性、互恰共赢性、移民原因多样性等特点。内蒙古地区的移民活动促进了地区开发，加速了民族交融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利于中华文化交流、互补与升华。

关键词：内蒙古  移民  地区开发  中华民族

内蒙古位于中国的正北方，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国土总面积的12.3%。地处农牧交错带、气候过渡带和环境脆弱带。这里既有适宜牧业生产的高原、草原，也有适宜农业生产的平原，还有可以进行半农半牧经营的丘陵、山地。内蒙古地区地域辽阔、生业形态多样，人口密度低，是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乐园，也是他们进入中原的跳板，还是中国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迁入地，内蒙古地区的发展历史也是一部移民史。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多民族构成，形成了内蒙古地区移民文化的独特内涵。

一、移民活动历史悠久

内蒙古地方史的开端，可追溯到内蒙古境内原始人类的出现，而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史则可以溯源至原始族群的形成及定居生活的开始。考古研究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内蒙古地区为代表的北方过渡地带的人骨资料，主要被划分为“古华北类型”和“古中原类型”两种。前者是这一地区的土著居民，后者是中原地区北上的农耕民族。他们相互融合交流，构成了春秋战国以前这一地区的文化风貌。进入青铜时代，也就是商周至战国时期，“该地区的人种发生了较大变化，一种新的古代人种类型——‘古蒙古高原类型’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张全超、朱泓认为，匈奴和东胡都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的人种，或者称为“北亚类型人种”。如果说戎狄等混合经济人群是长期以来生活于中国北方的群落，那么，以东胡、匈奴为代表的游牧群落，则很可能来源于先秦时期的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自石器时代期，内蒙古地区就是一个重要的移民地区。有当地农牧兼营的“古华北类型”的土著人，有从中原地区移民而来的“古中原类型”的农耕人群，有从蒙古高原移民南下的“古蒙古高原类型”的游牧人群。在内蒙古地区历史的初始阶段，移民就影响了这一地区的人群构成和生产方式。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与普及，农业生产力有了革命性提高，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增加，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土地开垦能力的增强。随之而来的，是中原政权向北方地区的开拓与人口迁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击败林胡、娄烦，在内蒙古西部及周边地区设置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为了支持新开辟的地区发展农业生产，“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矣。”一些官员、士兵被迁到内蒙古地区，特别是大量奴隶从内地迁到九原，从而摆脱了原来奴隶主的奴役而成为自耕农，增加了边地农业生产劳动力，传播并弘扬了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燕国击败东胡、秦国打败义渠，都在北方地区设置郡县，修筑长城，并向内蒙古地区大量移民，充实新设置的郡县。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的大一统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流动，构成了这一时期内蒙古地区人口发展的重要特色。秦始皇派蒙恬收复河南地，在河套地区设置了四十四县，并“徙谪，实之初县”，后来又“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击匈奴，筑长城，修直道，都使大量青壮年人口来到内蒙古地区。汉朝为了防御和打击匈奴，巩固边防，也大量向内蒙古地区移民实边。西汉前期，主要是以屯田为主的强制性移民，但随着内蒙古地区的开发和农业发展，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山东地区发生水灾，汉武帝把七十余万口“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说明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新秦中”，作为转移灾民的目的地，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优越的开发条件。在大量汉人进入匈奴境内的同时，也有大量的匈奴人进入汉朝的边郡。如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为安置附汉的匈奴浑邪王四万余众，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郡设置五属国。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为安置匈奴附汉的呼邀累、右伊秩訾等5万余人，又“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进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人，为当地的牧业生产、文化交流等做出了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气候干冷化变化及各种因素影响，各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前凉、后凉、西凉、北凉、后赵、前燕、后燕、后秦、大夏、北魏等政权，辖区有的主要在内蒙古地区，有的包含了内蒙古部分地区。各个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在内蒙古地区进行土地和人口争夺，加剧了这一地区的人口流动，使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得到了深度交融。北方及中原地区的动荡与战乱，也迫使人口大量南迁，推动了南方地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

隋唐时期，在北方地区实行都护府制和羁縻府州等政策，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在汉族聚集区采取道、州、县制进行统治，前所未有地将几乎整个内蒙古地区纳入到了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唐代为了防御漠北游牧民族的南下，在河套地区驻兵屯垦，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屯垦区，除了军人、百姓外，还有大量流人进入这一地区。唐朝的自由性、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都超越了以往各代，这无疑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果。

辽政权的政治中心始终在内蒙古地区。耶律阿保机在建立辽朝的过程中，就大量接纳和俘虏中原地区的人口。例如，902年，契丹人攻下河东代北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设置龙化州（今通辽市奈曼旗境内）居之。后周广顺二年（962年），“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数十万口，契丹州县亦不之禁，诏所在赈济存处之，中国民先为所掠，得归者十五六”。大量汉族人口北走塞外，“这不仅改变了塞外草原人口的构成，还改变了塞外草原带经济结构，以及文化构成，是辽朝能够立足塞外草原立国达200年之久的原因之一”。金朝建立后，采取大规模人口迁徙政策，将中原人口迁往内蒙古及东北以充实“金源”，将女真、契丹、奚人等从北方地区迁居黄河南北的中原地区进行屯田。人口的迁徙与流动，客观上造成了汉族、女真、契丹等各民族杂居的情况，有利于各民族的进一步交融。

蒙古汗国与元朝统治者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既包括大量包括内蒙古地区在内的北方民族人口进入内地，统治管辖所占领地区，也包括大量中原汉人被强制迁徙到内蒙古等边疆地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回回、西夏、蒙古等民族的内迁和汉族人民对边疆的迁徙，促进了中原人民与边疆民族和境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和了解，有利于发展双方的经济文化事业。”

明朝建立后，洪武年间，在内蒙古地区先后设置了大宁卫（今赤峰市宁城县西）、开平卫（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东胜卫（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和兴和所（今河北省张北县），安置归降的蒙古民众。后来，随着这些卫所的内撤，大部分军人及家属也随之迁到了今北京、河北地区。蒙古俺答汗时期，明穆宗答应他的封贡请求，封其为顺义王。俺答汗积极在内蒙古地区发展农业，招募内地民众进入土默特平原，经营“板升”。至万历初，板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陂溪涧之险，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板升农业缓解了长期困扰俺答汗的粮食问题，加速了北方地区的开发，内蒙古地区出现蒙汉杂居、农牧交错的繁荣局面。

清朝建立后与蒙古族结为联盟，极有利其在北方地区统治的巩固。从乾隆初年开始，清政府对长城以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清朝后期，随着内地人口的快速增加，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清政府的边疆危机；战争赔款和养兵需要，使清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面对种种危机，清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1902年制定了边地放垦政策，大量中原人口“闯关东”“走西口”，源源不断地来到内蒙古地区。内蒙古地区的大量土地得到开垦，人口快速增长。19世纪初，内蒙古地区有汉族人口100万人左右，到民国初年，就增长到了400万人左右。随着汉人大量进入，在适合开垦的北方边地，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在汉族聚集的地区，清政府采取蒙汉分治的办法，设置厅、州、县加以管理，形成了蒙汉杂居、旗县并存、农牧并举的多元化社会，促进了内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交融。

移民活动贯穿于内蒙古的历史过程，内蒙古地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内蒙古的移民活动有不同的特点，但都对内蒙古地区历史和中华民族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移民形式复杂多样

历史上，内蒙古地区既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的焦点区，也是中原政权移民开发的重点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特点，导致了内蒙古地区移民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1.军事性的移民

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在内蒙古地区反复争夺，与战争相伴的必然是大量的人口流动和迁徙。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大量的官兵进入内蒙古地区。长城、直道的修筑，边疆的防守，几十万青壮年人口留居于这里。为了保障前线的供应，秦王朝一面从内地调运物资，“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睡、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一面向北部边疆地区移民屯田，设置郡县，进行农业开发。西汉时期，为了支持汉匈战争，朝廷不断派军队到内蒙古地区。在战争过程中，一些军人由于各种原因留居在塞北地区。投降匈奴的卫律建议匈奴壶衍鞮单于“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颜师古曰：“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汉元帝时了解边疆事务的郎中侯应也指出：“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说明无论是秦代还是汉代，都有一些军人主动或被动地留在了北方地区。汉武帝漠北之战后，加大了在内蒙古地区的屯田与农业开发的力度，“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唐朝重兵驻守河套地区，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为解决军粮供给问题，在此地进行了大规模屯垦。“元和（806-820年）中，韩重华在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组织屯田，共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有近两千人，如计算家属，则与此次屯田有关的汉人可达万人左右。”明代在内蒙古地区大规模修筑长城，派兵驻防，在此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移民活动。作为边疆地区，军事性移民长期以来成为中原政权向内蒙古地区移民的重要形式。

2.强制性移民

相对于中原地区，内蒙古地区气候寒冷，地广人稀，生存条件恶劣，同时又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一些王朝向这里移民，往往带有强制性质。秦朝打败匈奴后，在黄河阴山一带设置四十四县，“徙谪，实之初县”，将犯人流放到那里。第二年又将枉法办案的官吏送去修筑长城。在当时的条件下，移民长城地区，具有极大地生存风险，常采取强制性移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侪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世，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汉代向内蒙古地区强制性移民的记载也屡见史籍。汉武帝时期，为了巩固进攻匈奴的成果，多次强制性向内蒙古地区移民。元狩三年（公元前118年），“徙天下奸滑吏民于边”。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发谪戍屯五原”。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发天下七科谪”。张晏对此解释说：“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各民族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建立的政权，大多采取过强制移民的措施。386年，北魏定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后，曾连续对周边及北方各部族发起进攻。388年，拓跋珪北征库莫奚，“大破之，获其四部杂畜十余万”。同年冬，出兵讨伐解如部，“获男女杂畜十数万”。390年，“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在不断征战获胜的过程中，战败部族的大量人口、牲畜被强制迁入魏境，使北魏的疆域扩大，实力增强。398年，“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当年七月，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在迁都前，北魏向盛乐地区进行大规模强制性移民，说明对内蒙古地区重要性的认识。唐代将内蒙古河套地区作为犯人的流放地之一。武则天时，赵王贞谋反，被牵连犯法者六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都被流放到了丰州（辖区包括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巴彦淖尔市、包头市的大部分地区，鄂尔多斯市北部和呼和浩特市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这些犯人的流放期甚至长达十年。为了保障边疆的人口数量，既是偶遇大赦，按照法律应减少三年流放期，也要按顺序还归内地，“但使循环添换，边不缺人，次第放归，人无怨苦”。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不同程度地在内蒙古地区推行过强制性移民。强制性移民对内蒙古地区的开发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到了明清时期，强制性移民逐渐被开发性移民所取代。

3.开发性移民

在整个古代社会，内蒙古地广人稀，可耕可牧，有大片可用以农业开发的土地，也有良好的水利资源。而中原地区经过多年的农业经营，人口大量繁殖，可耕地开发殆尽，再加上土地兼并，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内蒙古地区自然成为移民垦殖的理想之地。

战国秦汉时期，就不断向内蒙古地区进行移民开发。公元前211年，秦始皇“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北河在今巴彦淖尔市一带，榆中在今鄂尔多斯市、陕西榆林市一带。为了鼓励这些移民在北疆拓荒，秦朝给予他们提高爵位的待遇。到了汉代，对河套地区进行了持续的农业开发和水利建设。汉武帝时期，为了防御匈奴，修筑朔方郡，并“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尚不能相救，乃募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户，衣食皆仰给于县官”。“新秦中”，即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及巴彦淖尔市一带。经过开发，到汉武帝时期，这里农业生产的条件大大改善，可以一次安置几十万的灾民。东汉应劭进一步对新秦中进行解释：“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为筑城郭，徙民充之，命曰新秦。四方杂错，奢俭不同，今俗名新富贵者为新秦，由是名也。”迁徙来这里的移民，不仅能够安居乐业，而且有机会成为“新富贵者”，可以看出，汉武帝时期对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开发是非常成功的。

内蒙古地区土地开发的另一种形式是北方游牧民族招募中原人移居垦荒。俺答封贡后，俺答汗为了解决蒙古部众食物短缺问题，在丰州滩（今内蒙古土默特平原）招募汉人进行农业开发。1547年，俺答汗向明朝“请瓯脱耕具及犁楼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俺答自誓敬信天道，乞给耕具，欲于塞外垦耕”。1551年，进一步表示要“城丰州，以耕种为务”。对于招募来的汉人，俺答汗给予他们土地和牛羊，为他们从事农业耕作创造条件。许多失地或生活无着的中原人纷纷来到丰州滩开荒种地，“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农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蒙古土默特部的粮食问题，而且带动了其他各业的发展，“宣大之间虏错而牧耕如棋布也”。农牧交错、农牧互补，成为此后内蒙古地区重要的经营方式。

在开发性移民中，季节性移民成为内蒙古地区较为独特的移民方式。清朝早期对内蒙古地区实施封禁政策，周边贫苦或失地农民春天来到内蒙古，或借地垦荒或为地主打工扛活，待到粮食收获后返回故乡。“百姓春种秋回，谓之雁行。”“雁行人”遍及内蒙古东西部地区，历时悠久，规模庞大，影响突出。“康熙年间，喀喇沁札萨克等地方宽广，每招募民人，春令出口种地，冬则遣回。”在河套地区，“农人春至秋归之俗，自明季已然”。“雁行人”逐渐在塞外积累资产，并产生了对这里的眷恋和热爱之情，再加来回移动的不便和较高成本，不断有人退出移动生活，由春来秋归变为举家搬迁，由“雁行”者变为永久居民。良好的生业条件，一直吸引着中原人口流入内蒙古地区。清朝放开边地垦殖后，内蒙古地区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移民潮，不仅导致了内蒙古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而且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三、移民文化特点突出

处于中国北方的内蒙古地区，地域辽阔，农牧交错，移民活动伴随着地区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内蒙古地区的移民文化，除了具有一般移民文化的特点外，还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特色。

1.移民的双向性

作为农耕生产方式和游牧生产方式交错地区，内蒙古地区在历史上常常既有部分地区被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控制，也有部分地区受中原政权的统辖。在双方激烈争夺的过程中，人口迁徙往往呈现出双向性的特点。既有中原人口迁徙到中原政权控制下的内蒙古地区，也有中原人口迁徙到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控制的内蒙古地区；既有游牧生产方式的人口大量进入农耕生产区，也有农耕生产方式的人口进入游牧生产区。以汉代为例，汉匈之间发生激烈战争冲突，双方都把虏获对方人口作为战争的重要目标。匈奴南下汉朝边疆的过程中，多有“杀略吏民千余人”“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数千人”的记载。林幹先生认为，在汉代，匈奴从中原地区掳掠的人口“最少当在十万口以上”。另外，也有汉朝官兵或因战败被俘，或主动投降匈奴的情况，根据史书记载，仅汉武帝时期，从军将士亡入匈奴的人数至少在五万人以上。也有一些边疆人民不堪忍受沉重的赋役负担转而流入匈奴政权的情况。大量中原人口迁入匈奴政权，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的先进技术，提高了匈奴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汉匈战争中，也有大量的匈奴人投降汉朝，汉武帝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设置属国，进行安置。他们在内蒙古地区进行牧业经营，同时学习农耕生产技术。这种双向性移民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金元明时期都有存在，几乎贯穿于古代内蒙古地区的历史发展过程。迁徙的双向性有利于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方式之间的互补，增加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融合。

2.移民的互恰共赢性

在古代社会，移民大多与土地占有、利用和开发密切相关。移民所进入地区，无疑是对当地资源的一种分享和占有，也必然影响到那里的人地关系。在中原地区，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尖锐是一种常态，如有移民迁入，则无疑加剧了这种矛盾。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却难以获得安身立命的土地资源，必然转换为流民。生活无着的流民常常铤而走险，发动起义，导致社会动荡，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甚至出现改朝换代的情况。相对来说，内蒙古地区农牧交错、地广人稀、生业形式多样，存在大量待开发土地。人口移入，不仅不会导致人地矛盾加剧，而且有利于当地的开发与繁荣。汉文帝时，晁错建议，为了支持民众向边疆地区迁徙，政府必须加大投入。“先为室屋，具田器”，不仅要帮助移民安排好居住地和生产工具，还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过上自给自足的生活。“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在内蒙古地区，大量失地移民重新与土地结合，一改沮丧绝望的心情，再度焕发出生产积极性，在建置自己家业的同时，也推动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方式存在着土地争夺，但也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可耕可牧的内蒙古地区，采用农耕的生产方式生产效率更高，出产的食物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现代学者计算认为，在一块既可以进行农业生产也可以进行牧业生产的土地上，靠农业养活一个人需要1～1.5亩土地，而转换成游牧生产方式，则需要10倍以上的土地。农民生产的粮食、蔬菜、手工业品等，可以补充牧业生产的不足，改变游牧经济脆弱性与不稳定性的缺陷。在和平时期，农耕人口进入内蒙古地区，往往会受到当地游牧民众的欢迎。西汉宣元时期，呼韩邪单于附汉，昭君出塞，汉匈民族在边塞地区和平相处，“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清代后期，大量汉族人口移居内蒙古地区，汉族移民与蒙古族牧民之间也是一种双赢模式。“民人负耒出疆，爰得我所，民质田得以养其生，民有余力假蒙地以耕之，蒙有余地假民力以耘之，公平交易，人之常情。”辽阔的土地资源，巨大的人口容量，多样的生业形式，使内蒙古地区移民与当地居民很少发展激烈争夺土地的情况，而常常呈现出的是一种彼此合作、共同开发、互恰共赢的局面。

3.移民原因的多样性

一般说来，内地的移民多是由于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而造成的。特别是当遇到天灾人祸，农业生产受到破坏之时，生活无着的自耕农被迫变卖自己的耕地，移民他处以求生存。而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原因更加复杂，影响因素更加多样。

一是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内蒙古地区作为环境脆弱带和气候过渡带，生业状态极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战国秦西汉、隋唐、元朝时期，都属于气候温湿期，往往出现大规模的中原人口移入内蒙古地区进行农业开发的情况。东汉魏晋南北朝、辽金元、宋、明属于气候干冷期，北方的游牧人口南下，内蒙古地区的游牧业恢复重要地位。

二是受民族关系的影响。当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和睦相处时，往往出现中原人口北迁，游牧民族南下，农业人口与牧业人口在内蒙古地区和睦相处、农牧并举、互助互补、边疆稳定、内蒙古地区得到有效开发的局面。反之，当民族矛盾突出，战争频发的时期，内蒙古地区会大量出现游牧政权的掠夺性、强制性移民。战乱频发，也会导致北方人口移民南下，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破坏的状况。

三是受人口的影响。在中原大一统、社会安定、人口快速增长时期，会加速中原人口向内蒙古地区的移民。进入内蒙古的中原移民适应当地环境，进行农业开发，也增加了内蒙古地区的人口数量。到清朝后期，中原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人地矛盾极为突出，清朝采取边地放垦政策，大批内地居民以“走西口”“闯关东”的方式来到内蒙古，以塞外为新故乡，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可耕土地，与当地居民“互相为倚，结成不可离开之势”。历史上，内蒙古地区常常成为中国人口的“蓄水池”，起到了调节人地矛盾、缓解人口危机的作用。

四、移民历史影响深远

葛剑雄先生指出：“今天中国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和辽阔的领海，拥有56个民族和12亿人口，中国人能在海外拥有数千万后裔，全国各地能得到开发和发展，中国文化的传统能延续数千年而常新，中国文化能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无不与移民的贡献有关。”移民是伴随内蒙古历史的全过程，也是内蒙古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内蒙古地区的移民活动对内蒙古的地区发展与中华民族民族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移民活动促进了内蒙古地区的开发。内蒙古地区有着丰富的农牧业资源，但受区域与环境的限制，长期处于地广人稀，缺乏劳动力的状况。通过中原地区的大量移民，带去了农业生产工具和先进技术，内蒙古地区得到了有效开发。游牧民族进入内蒙古地区，改良了牲畜的品种，提高了饲养技术，也有利于牧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例如，汉武帝后期，内蒙古地区在移民和当地人的辛勤劳动下，出现了“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的繁盛景象。清代伊克昭盟地区进入大量农业移民后，受农业牧业共同发展之惠，蒙古族群众生活大为改善。“农业创兴，蒙民经济增一来源，在昔只牧畜一途，今则牧畜仍旧，另招汉佃为之耕种，秋收分粮分草，添一收入。蒙民日常生活，立呈充裕。”内蒙古作为边疆地区，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央政府疆域的开拓和边疆的稳定。

移民活动促进了民族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内蒙古地区是游牧民族的重要聚集地，许多北方游牧民族经过草原的洗礼，在这里发展壮大后进入中原，与华夏民族交锋交融，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融入了华夏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众多曾经在草原上纵横驰骋的游牧民族都经历过这样的历史过程。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借助马上骑射的手段和强悍坚韧精神气质，对中原地区发起一波波冲击。当黄河流域进入战争状态后，北方地区的人民选择向南迁徙，将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带到南方，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得到充分开发，人口大量增加，人地矛盾尖锐突出后，中原民众又大量迁徙移民到内蒙古地区，加强了对北方边疆的开发。很多时候，内蒙古地区成为中国大量人口南迁北移的策源地和目的地，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间建立起密切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联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移民活动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交流、互补与升华。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移民区之一，农耕民族、游牧民族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文化带入内蒙古地区，使内蒙古地区呈现出文化多元，并相互碰撞、交融、升华的特点。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边塞文化、军旅文化、移民文化、商贸文化在内蒙古地区同时并存，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使这一地区的人民形成了宽厚、豪放、包容、进取的性格特点。在汉代，“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其文化风貌也呈现出：“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的特点。历史上，内蒙古地区的人民很少出现排外、封闭的心理，在文化心态上，更多体现的是兼容并蓄的特点。与农耕文化的柔和内敛、相对保守不同，游牧文化更具有开放性、冲击性，两种文化的交融，使中华文化更具丰厚的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