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制与演进

生存是一切生灵的最高境界。只有在生存的条件下，才能胼发出其他的使命和追求。原始人类的不断进化，为了生存和舒适的安全，需要遮风挡雨、避暑御寒、防潮湿以及抵御野兽的侵袭。原始先民利用天然的洞穴，造就了保障自身生存条件和安全条件的最初居所。

最早栖息、繁衍在蒙古高原的人类（也可称之为蒙古先民）同其他地区的先民一样最初是以岩洞为居所,以采集——狩猎为生计方式,无条件地依赖于自然环境。白天群聚采集野生植物、狩猎，夜晚在岩洞、河畔休憩。从而造就了最初的居所——天然洞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约10公里处（地处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之东麓），一个高达百余米的花岗岩峭壁上发现了古人类洞穴居所遗迹——嘎仙洞遗址。洞口朝南偏西，呈三角形，底宽20米、高12米，南北长120长、东西宽27米，穹顶最高处达20余米。洞穴中的石刻祝文及相关遗迹推断，此洞穴为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旧墟石室。这些鲜卑先民，当时过着以狩猎经济为主的原始部落生活。之后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走出了洞穴，向西南地域拓展。《西阳杂俎》第四卷所记载的有关突厥人的传说中，也有关于其早期先民经历漫长穴居生活的文字记录。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居住文化也开始发生变化。从贝加尔湖沿岸，旧石器时代早期穴居遗址来看，草原游牧民族早先是利用天然洞穴为安居之所的，但随着智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先民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学会了人工建造房屋。那时，房屋的造型有圆形，亦有方形。建造房屋时，先刨土挖坑，尔后通过围绕洞口摆放猛犸、狮子等大型野兽的骨骼或堆积石块等方法搭建房屋墙壁与穹顶，最后用野兽皮毛、干草、粘土等苫裹外围墙即可。这也正是草原民族所使用的早期真正意义上的房屋，“额如恒·格日”即洞穴屋。“额日”原意为“挖”的意思，现代蒙古语中已经专指蒙古包天窗上的顶毡——“额如和”，引申为“家”、“户”等意。

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进程，蒙古先民们开始从事狩猎、游牧等不同类型的生产活动。生产方式的演变也要求先民们走出洞穴，搭建与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居住场所。草原游猎民和游牧民均属于非定居性文化群体，所均为随时可以搬迁的、搭建方便快捷的住所。猎牧民最初搭建的住所是窝棚类建筑。据《新唐书·回鹘传》载：“木马突厥三部落桦皮覆室”。又如拉施特《史集》中记录，蒙古族兀良合惕部“在他们停留之处用白桦树或其他树皮建造敞棚和茅屋”。

这种居所蒙古语叫作“敖博海·格日”。分为尖顶“敖博海”和圆顶“敖博海”。对此，学术界认为，蒙古包是由尖顶“敖博海”演变而来的。

游牧民族，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为适应自然环境，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非定居性牧业文化，即游牧文化。其物质文化的构成也围绕着适应游牧生产方式而产生。穹庐式毡帐，乃是这一文化形态的产物，北方草原上经历兴衰存亡的匈奴、突厥、回鹘、鲜卑、室韦、契丹等游牧民族都曾居住在毡帐之中，随四季之更替，逐水草之丰美，如候鸟般迁徙游牧于辽阔草原。也正因如此，在此类毡帐中生活的游牧民族统称为“毡帐民族”。

匈奴是最早在蒙古高原建立自己政权的游牧民族之一，匈奴的住所呈圆形，有着交叉的内壁，叫做“哈那图·格日”，即有网状内壁的房屋。《盐铁论·论功》中记载，“匈奴织柳为室、旃席为盖”。又如《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都记载，“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颜师古注：“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东胡人的房屋也同蒙古包有着相似之处。

公元1～3世纪，鲜卑人在蒙古高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同样居住于木结构的毡帐或“呼木格尔·格日”（圆形房屋）之中，过着以游牧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鲜卑人深谙各种技术工艺，他们以技术与工艺制造了“哈那”（围墙）、“乌尼”（顶杆）等建筑构件。因此，鲜卑人的“呼木格尔·格日”比起匈奴时期的住舍，在构造、做工工艺上又提升了一个层面。

柔然是继鲜卑之后，称雄蒙古高原的北方草原民族。史料记载，柔然人的房屋是没有围墙的毡房——“布尔和·格日”。柔然人继承了匈奴、鲜卑时期的房屋结构，并在此基础之上经加工、改良，将其传承给了突厥、契丹等草原民族。

契丹在10～12世纪建立了大辽国。他们借鉴了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的房屋形式。不同之处，政权建立后居住在北方的契丹人依旧住着往日的毡帐，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而南方西辽河流域的契丹人则住进了土木结构的房屋中，过起了农耕为主的生活。

女真则是在契丹之后崛起于蒙古高原的。他们不仅继承了契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制度，而且还同契丹继承突厥的房屋形式一样，传承了“毡帐”这种房屋。

毡帐在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发展、完善的主要原因，归功于生息在蒙古高原的这些草原民族的不断传承与改进。

13世纪初，蒙古族崛起于蒙古高原并建立了蒙古汗国，这时的蒙古族将穹庐毡帐的制作发展至极高水平，成吉思汗时期建立了4大斡耳朵。作为大汗和后妃居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斡耳朵制度。穹庐毡帐，也就是现今的蒙古包，在13世纪其形制有二：一为可拆卸的迁徙式帐幕；一为不可拆卸的固定式帐幕，后者规模比前者大得多。忽必烈在位时曾建起“深广可容数千人”的斡耳朵，用来举行“诈马宴”等活动。元朝皇帝在每年的4月至8月都去元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驻夏，期间要举行各种活动和宴会，其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最为隆重而奢华的当属诈马宴。

曾经到过元朝的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蒙古可汗的失剌斡耳朵为：“皇帝听朝所在的帐幕宽敞异常，一万士兵能在里面排列成阵，而且还可以留供高级官员和贵人一席用武之地。帐幕的入口朝南，东边另有一帐幕与其相通，构成一个宽敞的厅堂。该类帐幕通常为可汗与少数贵族议事会客时所用”。围绕大帐的则是其亲属、臣民等居住的可移动毡帐。此外，还有各种车辆所组成的圆形居住群，即“库伦”。“库伦”是北方草原地区城市建筑群的最初形态，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作为早期漠北草原上的政治、宗教与经济、文化中心呈现于漠北草原时就被称作“大库伦”。这种布局彰显出草原民族居住文化的特征，体现了“天似穹庐”的“天人合一”的基本宇宙观。

关于蒙古包的形制，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记载：“其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徐霆补注云：“穹庐有二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止如南方罘罳（即罦罳），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草地之制用柳木组定硬圈，经过挞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水草尽则移。”13世纪中叶，基督教使节团的威廉·鲁布鲁克来到蒙古地区，在《威廉·鲁布鲁克东行记》中也详细描述了蒙古包的形制。游记中记载：“他们把宿夜的住宅安放在用棍条编织成的圆形框架上，顶端辐凑成小小的圆环，上面伸出一个筒当作烟囱，而这个框架他们复以白毡。他们常常用白粉，或白粘土，或骨粉涂在毡上，使它显得白些，有时他们把毡子也涂成黑色。顶端烟筒四周的毡子，他们饰以种种好看的图案。入口处他们还挂有各种彩色绣花的毡子。”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3世纪迁徙式蒙古包的基本结构和造型与现代蒙古包大致相同，其实用性、适应性、耐用性、审美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实用性，指的是蒙古包在游牧生活中，以极强的实用价值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适应性，是白色的圆锥体的居住造型适应了蒙古高原地区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和强硬的风寒；耐用性，指的是用牲畜绒毛制成的毡子，在上面涂沫上骨粉或白色粘土，使之变得更加坚固、耐用。审美性则指，白色的毡帐装饰以各式各样美丽的图案，与自然界草场春、夏季的绿色，秋季的金色，冬季的皑皑白色形成一种美丽的图谱。这些因素的高度统一呈现了草原游牧民族居住文化的特异与价值。

随着元朝的没落，蒙古族退居北方草原。经济的衰败使之不再建造豪华蒙古包，并逐渐将项劲式“套脑”改为现今（指21世纪）我们可以看到的车轮式“套脑”。北元末期至清代初期，随着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相互间的频繁交流、碰撞与融合，草原文化的政治、经济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随着上层建筑领域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使构成草原物质文化的重要要素之一的居住文化也随即产生了一定的演变。

16世纪中叶肇始，佛教文化渗透于北方草原，草原上建起了一座座砖瓦结构的寺庙建筑。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实行的“开荒戎边”政策的大面积推行，蒙古高原出现了卓斯特、察哈尔、土默特、河套等4大农业或半农半牧区域。这些地区生产方式的急剧变化，迅速改变了往日的居住形式，上栋下宇结构的房屋在上述地区开始大面积兴起，逐步进入定居时代。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蕴涵着不同的文化现象。从蒙古族居住民俗的发展状况来看，从天然山洞——“额如恒·格日”（洞穴屋）——“敖博海·格日”（帐篷）——蒙古包——“百兴·格日”（砖瓦房）的出现都适应了不同时代的发展需要。

二、蒙古包材料及构架

蒙古包是由木材、皮、毛为原材料构成的。它的基本结构可分为木制部分、毡制部分和绳索等三部分。木制部分有支撑和调解大小作用。毡制部分有保暖、覆盖作用、绳索主要用于固定和缝合。

1.木制部分

蒙古包的木制部分有陶脑、乌尼、哈那、门、柱。这些是蒙古包的骨架。

陶脑  即顶窗。它的形状当大小直接影响毡包的整体形态。蒙古包有两种其区别在于顶窗的构造上，一种为轩插式顶窗，就是乌尼杆与顶窗是分开的，搭建时将乌尼轩的细尖插入顶窗孔内，使顶窗位于乌尼的支撑下。另一种为连接式顶窗，就是乌尼杆与顶窗是连接的，拆卸时将乌尼轩的粗端与哈那上端分开并将顶窗分为两个部分。

乌尼  相当于椽子，是用圆形柳条做成。将上端削扁，插入顶窗周围的孔里，用马鬃和驼毛和拧的绳子串起来，与顶窗形成一个整体，再把另一端与哈那连在一起。

哈那  是指蒙古包的支撑围墙，是用约2米长的细木杆相互交叉编扎而成的活动网状物，它的优点就是可以伸缩，即折叠起来它会缩成不足50公分的长方体，撑开来它延伸成三四米的网状墙架。这样几张网状物和门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圆形墙围，接着把与哈那和门对应的多根被称作“乌尼”的撑杆和“套脑”插结，构成蒙古包顶部的伞形骨架。然后用撑杆尾部预留好的皮绳环或鬃绳环把对应的撑竿与圆形墙架顶尖处固定并勾好，蒙古包的整体框架便浑然天成。蒙古包的哈那多则体积大，哈那少则体积小。蒙古包也可根据哈那的数量来命名。如，4个哈那蒙古包、5个哈那蒙古包、6个哈那蒙古包。

2.毡制部分

蒙古包的毡制部分有顶窗毡、饰顶毡、顶毡、围毡、门帘等。

顶窗毡  蒙古语为“额如和”。顶窗毡呈正方形，从其四角各系一条绳，将其固定在包顶上，以便夜间或风雪天遮盖顶窗。白天折成三角状，将折起一角的绳系在包后，露出顶窗一半，便于采光透气。额如和盖于包顶，实为毡中之首。故牧民视其为神圣的包毡，拆卸时置于干净处，搬迁时将其与佛龛共放一处。

饰顶毡  蒙古语为“呼勒图日格”。饰顶毡被置于顶毡之上，起美化与固化双重作用。饰顶毡上刺有各种吉祥图案，十分美观。旧时，高僧与台吉（蒙古贵族阶层）所住毡包的饰顶毡颜色不同，人们可以根据蓝和红两种颜色的饰顶毡来区别蒙古包主人的身份。

顶毡  蒙古语为“德额布日”，呈半圆状，置若干于乌尼杆之上。形成蒙古包包顶。在夏季，5片哈那的蒙古包用两块顶毡即可，冬天视气候再加盖顶毡。围毡，蒙古语为“图日嘎”，呈长方形，围在哈那外，用绳索固定，便成为蒙古包围墙。5片哈那的蒙古包在夏季一般用3～4块围毡。蒙古包的门帘，蒙古语为“乌得”，门帘上常刺有各种图案，显得十分美观。白天将其卷起捆在包门上方，晚上放下来，便成为包门。

3.绳索部分

蒙古包所用绳索均由羊毛、驼毛及马鬃编制而成。除围绳外还有哈那绳、顶窗拉绳等。

在制造蒙古包时，牧民们非常注重选材的品质。做蒙古包的哈那、乌尼一般选用生长了3～5年的松树、柳树、杨树等。哈那和乌尼所选用的木材也不一样，做乌尼多选用柳树、松树或红柳，哈那则多用杨树、红柳等，套脑则多用桦树。

选用蒙古包衬毡、围毡时也会注重毡子的密度、洁白度等。蒙古民族自古尚白，白色象征着纯洁、高贵。因此，要求毡子应洁白无瑕，象征这户人家的生活美满幸福、蒸蒸日上。

蒙古包的结构部件连接精巧、方便，搭建、拆卸、运输简易，并且美观、实用。其上尖下圆的造型，显有风雪时节不会积雪，暴雨时节不会积水的优点。圆形的结构还可以减少阻力，抵御风暴袭击，防止塌陷等作用。

三、居住习俗

蒙古包堪称是游牧经济的杰作，是适应蒙古高原自然环境和游牧民族流动性生产活动的需求而形成的移动性生活空间。其中充溢着游牧民族的智慧与文化创造能力。蒙古包是游牧生活与人类居所文化的完美结合，其特点是舒适便捷，由内知外，适应性极强，并且蒙古包独特的造型也有着计时功能。堪称伟大的发明。蒙古族所从事的经济类型要求一种动态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蒙古包恰巧满足了这种动态住所的要求。

（一）内部陈设及其方位

蒙古包内部空间不仅仅是一种供游牧人生活栖息的物理空间，还是一种能够集中反映蒙古人生活观、宇宙观的文化空间。在圆形空间内各种生活器具各有其所，各占其位，毫无混乱。从火煁、佛龛到针线包，各种用具排放整齐，井然有序。蒙古包内部空间有明确的方位划分，家庭成员也因性别而就座或躺卧于蒙古包左右两侧，男人位于右侧，妇女则位于左侧。蒙古族祖先信仰、火崇拜及后来的佛教信仰等传统意识形态是蒙古包内文化方位得以形成的缘由。

从蒙古包中心区域至外围，各类陈设、家具依据文化方位划分整齐排列。在正北、西北、西、西南方位置放男人所用物品，而在东北、东、东南边都放置女人所用的物品。这与蒙古人传统的尚右习俗也有一定的联系。

1.火煁及嘎拉·高鲁木塔位

火煁立于蒙古包正中，以火煁为中心用方木格围起的方形区位为神圣的嘎拉·高鲁木塔（火源）位。栖息于其中的是火神—嘎来罕·额和（女性火神之名）。搭建蒙古包之后，最先安放火煁。确定火煁的位置，以“陶脑”正中坠绳垂下来点作为置放火煁的中心点。放置火煁外框的时候，以火煁为中心，四周的距离要相等。安放火煁的时候，讲究置放端正。这主要是忌讳福气跑掉。火煁旁置放茶壶和火盆。壶嘴须朝着灶火，不能对着客人。

2.佛龛、祭拜偶像与神位

佛龛中安放佛像，有时也在里面或上面置放经书或召福的香斗、箭等。佛龛前要放香烛、佛灯、供品及香炉。平时不打开佛龛，也不取出佛像。供奉佛爷或正月的时候，要将佛爷请出来，在胸前举灯敬香，供奉食品。

3.男人用具及其方位

蒙古包的西半边，是摆放男人用品的位置。男人所用的生产生活用具，如马鞍及各种工具均置于此处。蒙古包西南角是放马鞍具的位置。在哈那尖上挂着狍角或丫形木头制作的钩子，钩子上面挂着马笼头、嚼子、马绊绳、鞭子、刷子等物品。悬挂嚼子、笼头等要盘好，对准火煁。嚼子的铁口不能碰门槛，挂在酸奶缸的北面或放在马鞍上。放马鞍的时候，要顺着哈那杆立起来，使前鞍鞒朝上，骑座朝着佛桌。马鞭要挂在前鞍鞒上，顺着右手的韂垂下去。马绊要挂在有首捎绳的活扣上。在正北偏东的方位置放被桌。这种桌子上，铺着专门制作的栽绒毯子，上边绣着双滚边花纹，两头分别横放一个枕头，中间是衣服被褥。被桌上置放衣服的时候，袍子的领口朝北、或朝西，而不能朝南，即门的方向。

4.妇女用具及其方位

紧挨被桌的东北方，摆放女人的箱子，箱内叠放妇女所穿戴的四季袍子、首饰、化妆品等。靠东边的是放碗架的位置。碗架一般分3层，置放碗盏、锅、勺子、茶桶、挤奶桶等常用器皿。器皿的放置也有规矩，肉食、奶食、水等不能混放，尤其是奶食和肉食不能放在一起。奶子和熬好的茶水要放在上面，水桶放在地上或碗架的南头。一切带口器皿都要口朝上置放。而锅、筐、背篓等器物放在包外时可以扣着置放。勺子、铲子、笊篱也不能倒扣，柄向着火煁朝上放置。如果挂着放，面朝着火煁。

牧民常用绣毡及牲畜皮张铺垫蒙古包地面，如包内无家具，垫子一直铺到哈那边。如果有箱柜、被桌（行李桌）等家具，下面不铺毡垫。蒙古包铺垫通常由8块绣毡构成，其中有4大主垫和4个三角垫。4大主垫的一角紧靠火煁圈的四边，后边紧靠哈那的围墙。包内的空间是环形的，铺完4大主垫后则用三角形的垫子补齐其空缺处。8个毡垫铺好之后，东西两侧还可置放长方形的装饰垫。蒙古包内的陈设也有许多忌讳，如门槛、火煁、木柱是3个神圣部位，客人不可在包内走动踩踏或随意接触这3个部位。客人进入蒙古包应按照男右女左方位就座，得到主人允许方能坐在北半部的位置。

（二）扎营习俗

蒙古族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一样，男丁上马为军，下马为民。蒙古族的扎营习俗也是与他们的社会制度、军事、经济连为一体，并有着特定的规律。

13世纪是个连年征战的世纪，从扎营习俗来看，也能知道哪一座蒙古包是皇帝或皇后的，哪一座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的。这显然是一个彰显身份时代的产物。史料记载，在扎营时，皇帝和大臣们驻扎的则是蒙古包的居中位置，左侧第一个是正宫娘娘，其他嫔妃们以等级、身份依次排开。皇子及大臣们则驻扎在右侧。其他人员要留下前面整个一片空地，从东西北3个方向环绕着驻扎即可，其中用人们围着各自的主人驻扎。

军事目的，这种扎营法可以增强自身的防护性，并且有进退方向较为自如的优势。另外，蒙古族在征战时期，把老弱病残留在后方根据地，年轻人则自备蒙古包和马匹出征的习俗。年轻女性也不例外，跟着军队，为军队备饭，为战士缝补战袍。

蒙古族军队扎营与普通人家的驻扎稍有区别。军队必须选择高地扎营，其作用是视野目标能及时发现，并从容做好战斗准备，而且主帅驻扎的蒙古包面向东南方，放哨者的蒙古包位于主帅包的正前方，其他将士在主帅的左右两翼及后方按等级扎营，并在包与包之间留下较大空间当作喂马和调遣兵马的场地。可以说，有足够的时空作战区域。

《黑鞑事略》记载：“夜晚每个营准备好两匹战马，不可歇鞍，为防止突发事件，用营长的名字当信号。如果有一个兵营需要去处理突发事件，那么，相临兵营会代替而去，其他兵营则按兵不动。但是值班营的布局是和其他兵营不同，战士要围绕着营长扎营，以传递木牌的方式看守营地。如果在天黑之前安营的话，天黑以后必须搬一次营，搬到别人很难发现的地方再安营，目的是防止敌人偷袭。”

“乎日延”是最早的蒙古游牧经济的组织形式，是氏族社会的产物，在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人民只有齐心协力，游牧经济的发展才能得到保障并且平息社会动乱，保护自己的牧场，甚至“乎日延”把别人的牧场据为己有。为对付自然灾害和人类社会的动乱必须用“乎日延”形式来患难与共。为此，氏族部落首领主要根据血缘关系来组织“乎日延”以保障社会各成员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游牧组织形式的“乎日延”，随着社会生产力及私有制的发展、部落之间抢夺财产、牧场、牲畜的战争的发生而转变成军事组织形式。“乎日延”在战争时期的作用主要是防备敌人的攻击并且借机攻击敌人。另外，佛教传播蒙古地区并且还没有修建固定寺庙之前，喇嘛们也采用“乎日延”的形式搭建很多蒙古包，进行颂经、拜佛等佛事活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草原上人口增多，经济发展，“乎日延”形式转变成“阿寅勒”形式。

（三）生态效应

蒙古族自古以来崇尚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保护自然的意识尤为强烈，视为赖以生存的家园。就蒙古包的构造而言，除了支撑架子用木头制作外，其余部分则全部用毛毡、毛绳、毛带子等产品制成。搭建蒙古包的材料也是就地取材，非毛即木，不用任何金属，体现了节约、实用的原则。

蒙古高原的降水量受地形和海洋远近的影响，自东向西由500毫米递减为50毫米左右。蒸发量则相反，由西向东由3000毫米递减到1000毫米左右。与之相应的气候带呈带状分布，从东向西由湿润、半湿润逐步过渡到半干旱、干旱区。晴天多，阴天少，日照时数普遍都在2700小时以上。长者更达3400小时。冬春风多风大，年平均风速在3米／秒以上。适合生长草的土壤表层较薄，在这较浅的表层下埋藏着滚滚黄沙。土壤表层的植被一旦被破坏，其结果就是黄沙覆盖大地，草原不断沙化。因此，蒙古民族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是“逐水草而栖”。蒙古族的先民们四季游牧，从来不会在同一片草场上超承载量的放牧，而是采取一个季度换一片草场的方法，让草原有生息的时间，使其有尽快恢复原貌的机会。时至今日，这一理念和作法被认定是科学与合理的。

蒙古包就是适应这种生存方式应运而生的，至今在草原上依然存在，只是势数弱了。蒙古包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保护生态  搭建蒙古包，无须将整体框架刨开土壤落座，只须固定在草皮上即可，铺地毡子盖在草上，等到蒙古包的主人搬迁后没有受到破坏的草根还可以很快生长，可以起到了保护生态的目的。

抵御风暴  从蒙古包的剖面上看，它有一个近似半球形的穹顶，这种形式最符合结构力学原理，只要用很细薄的龙骨，便能承担顶霞盖儿层毛毡的压力，这种结构不仅节省了木材，而且流线型形状有抵抗来自西北风暴侵袭的能力。

搭建方便  搭建蒙古包可以不考虑复杂的直径、直线等建筑师才考虑的问题，任何人都可按照它的简单结构组装而成。

拓展空间  蒙古包遵循了在相同直径的各种形状中圆的面积是最大的原则，在圆形蒙古包内部，人们的有效利用面积可以达到最大化。另外，蒙古包的上窄下圆形状，最鲜明的特点是节省材料，体现在上面顶端半圆上。

任何一个民族的居住形式都是受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原因而变换的。蒙古族在广袤的蒙古高原为了耐酷暑、抗严冬创造了适合于蒙古高原气候、生态的房屋形式——蒙古包。蒙古包的产生究其原因，不仅是蒙古民族智慧的结晶，而且还是北方其他少数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

因为有了蒙古包世界才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华章不绝。

参考资料：《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志·民俗志》

（作者单位：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