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汉唐为中国方志理论的萌芽时期,此前学界对此时期方志理论研究甚为薄弱。本文作者有感于此,故特作挖掘和梳理，且把其要点归纳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观念论，含方志概念、方志起源、方志源流3说。第二部分编纂论，含目的、人才、取材、规则、笔法、用语5说。第三部分为文本论，含性质、作用、地图、内容4说。第四部分为接受论，含读者、阅读2说。

关键词：汉唐 方志理论 要点

一般方志史专著都要述及各代方志理论的发展状况,但苦于缺少可供采用的研究成果，故有的方志史的方志理论部分就只好从隋唐说起。如彭静中著《中国方志简史》、刘纬毅等著《中国方志史》即如此。虽然也有一些方志史的方志理论部分从汉说起，但它们对汉唐方志理论论述多似蜻蜓点水，语焉不详。此前方志学界对汉唐方志理论研究所以如此薄弱，主要原因是找不到所需史料。在这种背景下，有的学者甚至还对汉唐方志理论研究的可能性产生一些错觉。如来新夏等人说：“魏晋以前，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记载，只能从有关的史实中作一些探索。”【1】有的还把“缺乏直接的文献记载”下限时间延至“隋唐”。如有人说：“隋唐以前有关方志编纂的理论，缺乏直接的文献记载，并且传世的志书又如凤毛麟角很难考证。”【2】其实“缺乏直接的文献记载”的下限时间，无论是定在“魏晋”还是定在“隋唐”，皆不符合历史实际。当下中国已届互联网和电子书（含电子志书）风行时期，已为包括方志史在内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已有可能填补往昔方志史研究的某些缺憾。有鉴于此，故本文试就汉唐方志理论进行如下梳理和综合，以求教方家。

一、观念论

1.方志概念说

“方志”两字始见于先秦典籍《周礼》。其文曰：“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东汉郑玄《周礼注》释“志”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由此可见，先秦所言“方志”并不是指一种书籍，而是指关于地方的记载。自汉始，“方志”才变为一种书籍名。如左思曰：“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又曰：“方志所辨，中州所羡。”【3】后世一直沿袭之。唐太宗李世民称《括地志》曰：“博采方志，得于旧闻。”【4】这里所言“方志”即为除全国一统志之外的各种地方志书的总称。唐刘知几还分别为早期方志“郡书”、“地理书”、“都邑簿”做过描述性界定。他论“郡书”曰：“汝颍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他论“地理书”曰：“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他论“都邑簿”曰：“帝王桑梓、列圣遗尘，经始之制不恒厥所。苟能书其轨则，可以龟镜将来。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者也。”【5】上列这些论述都为后世方志观念发展奠定了基础。

2.方志起源说

唐代学界已开始探讨方志起源问题。有的认为方志起源于先秦《山经》《职方》《王制》等典籍。如唐太宗李世民曰：“地记之设，由来尚矣。区外具于《山海经》，内陈于夏载，《职方》、《王制》才举华夷。《汉志》、《晋图》各有所纪。自兹以后著作实繁。”【6】权德舆也有类似看法。他说：“自《夏书•禹贡》、《周官•职方》、《汉书•地理志》厥后，史臣继有其书。”【7】有的认为，方志起源于东汉光武帝诏撰“郡国之书”。如唐魏征等人说：“后汉光武帝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8】此说对后世方志学界有一定影响。如明黄佐论方志源流曰：“迄汉建武中，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彬如也。其存而传者，袁康之《越绝书》，惟重计倪，常璩之《华阳志》。”【9】黄氏此言就是对魏征等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3.方志源流说

唐魏征等《隋书•经籍志》详细论述了唐前方志发展源流。其文曰：“周则夏官司险，掌九州之图，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达其道路。地官诵训掌方志，以诏观事，以知地俗。周则夏官司险，掌九州之图，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达其道路。地官诵训掌方志，以诏观事，以知地俗。……汉初，萧何得秦图书，故知天下要害。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武帝时，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而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贡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学者因其经历并有记载，然不能成一家之体。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三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今任、陆二家所记之内而又别行者，各录在其书之上。自余次之于下，以备地理之记焉。”【10】这段话不仅保存了诸多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而且还以时为序，首次勾勒出唐前方志发展基本轨迹，从而为后世方志历史研究提供了范式。

二、编纂论

1.目的意义说

在隋唐学界，已经有人开始探讨修志目的意义的问题。有的认为，修志有利于宣扬国威。如隋裴矩《西域图记序》说：“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既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唐贾耽也有类似见解。他说：编制地图旨在宣扬大一统，以示“惠养黎蒸，怀柔遐裔”。【11】有的认为，修志目的就是把史事及时记载下来。如唐莫休符总结历史经验说：“前贤撰述，有事必书，故有《三国志》《荆楚岁时记》《湘中记》《奉天记》，唯桂林事迹阙然无闻，休符因退居，粗录见闻，曰《桂林风土记》”。【12】有的认为，修志是一件“不朽之事”。如唐卢求说：“相国乃属于小子，令列益之，且曰不以淹徐疾速归于流布，以为不朽之事。”【13】

2.人才说

唐刘知几首先论及史志人才问题。他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14】这里所言“才”指掌握文献、运用体裁和文字表述等能力，“学”指各方面知识，“识”指史志作者的胆识和见识。刘氏“三长”说无论是对于加强史志作者自身修养，还是对于促进史志理论进步，都有积极作用。刘氏还从史志编修的专业要求出发，认为不明史体、史法的文人不宜参与修史志。他在《史通•核才》篇中说：因为这些人不“达于史体”，“若蔡邕、刘峻、徐陵、刘炫之徒”，“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见微婉之言”。后世方志学界有文人不可参与修志之说，其思想源头就在这里。刘氏人才说对后世史志界影响很大.

3.取材说

西晋嵇含首先对修志征材提出要求。他认为，修志者在征集材料过程中，必须多作社会调查，弄明事实真相，否则仅凭传闻，就可能违背实际，有害读者。他说：修志者“或昧其状，乃以所闻诠叙，有稗子弟”。【15】其中“稗”字原指田中一种有害庄稼杂草。在这里名词作动词用，意为危害。全句意谓若不亲自深入调查，不明草木的实际状况，仅凭传闻撰写成书，那就会危害读者。如果说嵇氏对征材要求还表述得不够明晰，那么南北朝释宝唱则明确提出征材要广征博采。他总结《比丘尼传》编纂经验说：“博采碑颂，广搜记集。或讯之传闻，或访之故老。”【16】

4.规则说

汉唐方志学界曾论及四个志书书写规则。其一，详近略远。唐刘知几曾对史志编修提出“详近略远”的要求。他说：“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17】其二，求真务实。南北朝释宝唱说：撰志“诠序始终，为之立传……不尚繁华，务求要实。”【18】唐贾耽认为，修志既要广征博采，更要去伪存真。他说：凡“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船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圜圚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19】其三，越境不书。佚名《三辅黄图序》首先提出越境不书原则。其文曰：“在关辅者著于篇，曰《三辅黄图》云，东都不与焉。”【20】此为后世越境不书原则的思想源头所在。其四，生不可书。东汉赵岐首先提出“人亡乃可书”的主张。他说：“近从建武以来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书，玉石朱紫由此定矣。”【21】此言为后世修志所言“生不立传”原则的思想源头所在。

5.笔法说

东晋常璩首先把孔子作《春秋》的“述而不作”笔法视为志书行文基本笔法。孔子《论语•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常璩把孔子“述而不作”说移用到修志领域，并主张修志必须以“述而不作”为基本笔法。他说：“善志者述而不作，序事者实而不华。”【22】至唐代，学界对于修志笔法已有不同理解和表述。有的继承晋常璩思想，认为修志当以“述而不作”为基本笔法。如唐许嵩说：“嵩述而不作，窃思好古今，质正传，旁采遗文。”【23】有的继承和发展孔子“书法不隐”和班固“实录”思想，认为修志当以“直文”或“直书”为基本笔法。如唐徐坚在《初学记》卷21中说：“方志直文”。这里所言“直文”意近文直事核。李冲昭也说：“历代得道飞升之流、灵异之端，撮而直书，总成一卷，目为《南岳小录》。”【24】无论是徐坚的“直文”说还是李冲昭的“直书”说，都是对常璩“述而不作”说的延伸和发展。

6.用语说

唐刘知几首先论及史志用语问题。他认为，史志行文须用“当世口语”，当“从实而书”。他批评往昔史家弊病曰：“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夫天地久长，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25】他还主张，史志叙事必须“简要”。他说：“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26】刘氏对于史志行文还有两个具体要求。一是要求慎用虚词。他说：一方面史志行文“必有余音足句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盖，发语之端也。焉、哉、矣、兮，断句之助也。去之则言语不足，加之则章句获全。”但另一方面，“史传所书，贵乎博录而已。至于本事之外，时寄抑扬，此乃得失禀于片言，是非由于一句。谈何容易，可不慎乎？”【27】二是要求锤炼字句，省去多余文字。他说：“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28】刘氏这些关于史志用语的意见，无论于古于今皆有指津意义。

三、文本论

1.性质说

自六朝始，人们已开始思索方志属性问题。南朝刘勰认为，史志之书是一种“信史”。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文疑则阙，贵信史也。”虽然刘氏此语是针对史书而言，但所提出的“信史”原则，无疑也适用于方志。在后世方志学界中，刘氏“信史”之说广被人们所赞同和继承。至唐代，学界对于方志性质已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志属地理。如唐颜师古曰：“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撰述方志。”【29】颜氏所言“地理”是包括方志的。刘知几也有类似看法。他说：“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30】有的认为志属历史。如刘知几说：“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由此可见，在刘氏看来，“郡书”、“地理书”、“都邑簿”等均为“史氏流别”，均属于历史范畴。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产生这样一个质疑：刘氏既说志属地理又说志属历史，岂不是前后抵牾吗？其实刘氏两说并不矛盾，只是立论角度有所不同而已。当他说志属地理时，是从历史地理角度来立论的。当他说志属历史时，是从广义历史角度来立论的。故刘氏两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2.作用说

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31】常璩这个“五善”说，既可理解为是他对修志目的一种表述，也可理解为是他对志书作用的一种概括。至唐代，人们对于志书作用的认识已经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志书有助于巩固政权。如权德舆说：读志书“盖体国远驭，不出户而知天下。亲百姓，抚四夷，真宰相之事也。”【32】有的认为，志书有资政、教化、鉴戒等作用。如吕温（或作李该）说：志书“使嗜学之徒未披文而见义，不由户而视奥，斯训导之明也。穷地而述，举世而载。事极鸿纤，理通皦昧，混一家之文轨，张大国之襟带，核人物之虚实，总山川之会要，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无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见苍梧涂山，则思舜禹恤民之艰。覩穷荒大漠，则悟秦汉劳师之弊。览齐疆晋壤，则想桓文勤王之霸。观洞庭荆门，则知苗蜀恃险之败。王者于是明乎得失，诸侯于是鉴乎兴替。斯又惩劝之远也。然则本之所以广学流，申之足以赞鸿业，垂之可以示后世。”【33】刘知几对于史志的实际使用价值更有精要概括。他说：“史之为道，以古传今”。“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史之为用，记功司过，彰善瘅恶。”【34】综合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说史志之书具有传承、教化、鉴戒等多方面作用。

3.地图说

在古代志书中，地图占有重要地位。地图该如何绘制，西晋裴秀首先提出地图绘制的六个原则。他说：“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体”指原则，“分率”指比例，“准望”指方位，“道里”指距离，“高下”指地势起伏，“方邪”指路线角度，“迂直”指河流、道路的曲直。裴氏还认为，在绘制地图中，“六体”不可或缺。用裴氏话语来表述，那就是“有图像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理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35】由于裴氏制图“六体”理论具有很强科学性，故在此后的很长时段里，地方志书绘图皆用此法。

4.内容说

唐刘知几认为，史志内容应力求全面，应在往昔史书“五志”基础上，“广以三科”，增加“三志”。“五志”即东汉荀悦提出的“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36】由于在“五志”中只有劝善而无惩恶内容，也无记载灾祥符瑞、天人感应的内容，故刘氏主张“广以三科”，即“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具体地说，就是“礼仪用舍、节文升降而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刘氏认为，“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37】刘氏补充的“三科”，除“旌怪异”外，其余两科，一是关于典章制度的沿革，一是关于国家盛衰存亡之故，都是历史的重要内容。刘氏所谓“三志”即“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38】刘氏此建议虽未被后世正史编纂所采纳，但却被后世修志界广泛采用。

四、接受论

1.读者说

至唐代，志书读者观念已明确诞生。有的认为，编纂志书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为读者提供某种借鉴。如元稹在《进西北边图经状》中说：“山川险易细大无遗，犹虑幅尺高低，阅览有烦于睿鉴。”有的认为，志书应该便于读者阅读。如许嵩说：“若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当时制置，或互兴毁，各明处所，用存古迹。其有异事别闻，辞不相属，则皆注记，以益见知，使周览而不烦，约而无失者也。”【39】李吉甫在批评古今言地理者“莫切根要”之弊后说：“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40】这里“所宜周览”一语即表达志书编者对潜在读者“圣后”的一种期盼。

2.阅读说

在汉唐时期，有的学者开始论及方志阅读目的和要求问题。西晋张华首先论及读志目的问题。他说：“博物之士览而鉴焉。”【41】由此可见，在张氏看来，人们“览”志目的就在于获“鉴”。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也论及读志目的问题。他说“公孙、刘氏以败于前，而诸李踵之，覆亡于后。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也。”由此可见，在常璩看来，人们读志目的就在于从志中获得某种有益借鉴。唐刘知几还率先对史志读者提出辨“真伪”、明“得失”、分“是非”的要求。他说：“夫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儁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一何以详其是非。”【42】刘氏这些见解于古于今都有指津意义。

汉唐方志理论有两个特点。其一，发展缓慢，抽象度低。汉唐虽然历时1000余年，但由于彼时方志长期处于体例不统一、个性未形成的滥觞阶段，故彼时方志理论发展速度缓慢，且感性认识较多，理性概括较少，不少思想理论还蕴含在其母体历史学或地理学之中。其二，由于彼时方志还没有融述地、记人于一炉，故此时方志理论实际上还是图经、地理志和人物志理论。尽管汉唐方志理论本身有种种不足，但它终究为后世方志理论研究奠定了可贵的基础。

（中国历代方志理论要点之一）

注释：

【1】来新夏主编《方志学概论》第9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王德恒《中国方志学》第144页，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3】左思《三都赋•序》、《吴都赋》。

【4】李世民《赐魏王泰诏》，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40。

【5】刘知几《史通•杂述》。

【6】李世民《赐魏王泰诏》，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40。

【7】权德舆《贞元十道录序》，权德舆著《权载之文集》卷35。

【8】《隋书•经籍志》二。

【9】黄佐《香山县志序》，《嘉靖香山县志》卷首。

【10】《隋书•经籍志》二。

【11】贾耽《进海内华夷图表》，《旧唐书•贾耽传》。

【12】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序》。

【13】卢求《成都记自序》，袁说友编《成都文类》卷23。

【14】《旧唐书•刘子玄传》。

【15】嵇含：《南方草木状•自序》。

【16】释宝唱：《比丘尼传•序》。

【17】刘知几《史通•烦省》。

【18】释宝唱：《比丘尼传•序》。

【19】贾耽《进海内华夷图表》，《旧唐书•贾耽传》。

【20】佚名《三辅黄图序》。

【21】赵岐《三辅决录序》，《后汉书》赵岐传注。

【22】常璩《华阳国志》之《序志》《后贤志》小序。

【23】许嵩《建康实录序》，《建康实录》卷首。

【24】李冲昭《南岳小录序》，《南岳小录》卷首。

【25】刘知几《史通•言语》。

【26】刘知几《史通•简要》

【27】刘知几《史通•浮词》。

【28】刘知几《史通•简要》

【29】颜师古《汉书•地理志注》第八上。

【30】刘知几《史通•杂述》。

【31】常璩在《序志》，《华阳国志》卷末。

【32】权德舆《贞元十道录序》，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35。

【33】吕温《地志图序》，吕温《吕衡州集》卷3。

【34】刘知几《史通》序例篇、直书篇、曲笔篇。

【35】裴秀：《禹贡九州地域图序》。

【36】荀悦《前汉纪》卷一“高祖一”条。

【37】刘知几《史通•书事》。

【38】刘知几《史通•书志》。

【39】许嵩《建康实录序》。

【40】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

【41】张华：《博物志》卷首。

【42】刘知几《史通•采撰》篇。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