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停战协定，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动进攻，燃起内战烽火。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武装接收滨洲铁路西线，党派大批干部进入呼伦贝尔，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建党、建军、建政，巩固了后方根据地。为解决解放区棉布、食盐和日常生活用品匮乏，尤其是军事装备不足，东北贸易管理局负责人叶季壮、张化东等三人受组织上的全权委托，请求苏联援助。苏联同意以贸易方式提供支援，达成了苏方向中方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中方向苏方提供10万吨大豆，3万吨猪肉，还有3万张皮张的合同。

之所以能促成中苏首批易货贸易合同的签订，一则是苏联远东地区当时正处在战后恢复时期，加之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所需的粮食、副食品严重短缺；二则是抗战胜利后东北解放区经济虽然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严重缺少燃料和人民生活急需的食盐、布匹的困难，但是粮食仍然获得丰收，自给有余。形成了两国间物资上的互补性，即以东北的粮食换取苏联的食盐、布匹和燃料，为开辟中苏两国间地对外贸易奠定了互利基础。加之东北民主联军的胜利进军，东北地区后方工作的重心转移至哈尔滨、齐齐哈尔一带，也让苏联对支持中国共产党有了信心。

为了解决东北解放区面临的种种困难，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解放区，当时中苏贸易由成立的西满军区驻满洲里办事处负责。笔者之一蔡文华改革开放后，有幸采访了当时任西满军区满洲里办事处副处长的常彦卿。他回顾了中苏首批贸易货物运输交接的那段难忘往事，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值得铭记、给予我们启示、鼓舞的历史。

据其回忆：1947年1月，西满军区驻满洲里办事处开始接管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后来又增加了运输机械和建设器材，供应在东北战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些必需品，使呼伦贝尔地区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个重要的后勤基地。当时西满军区驻满洲里办事处直接受西满军区领导，主要任务是办理对苏联的进出口货物的交接、调拨、换装、国内押运、落地货物的保管、警卫等。主要出口物资有小麦、大豆、猪肉等，进口煤炭、食盐、布匹、汽车、汽油、服装和军用物资。满洲里站隶属中苏合营的中长铁路总局领导，同时接受东北铁路管理总局齐齐哈尔铁路局领导。

1946年12月，西满军区派贾石和常彦卿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即西满铁路局)接受命令，他们带领14名铁路干部和部队人员从齐齐哈尔出发前往满洲里时，东北的西满、北满地区白雪皑皑，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从齐齐哈尔到满洲里的沿途，铁路运输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很少有列车通过。那时的机车、列车乘务员由于缺乏对共产党和东北民主联军的了解，加上他们的生活困难，谁也不愿意冒险长途跋涉担当到满洲里的乘务工作。因为长途行车、线路状态不好，加之燃料和油料不足，火车每天行车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那时扎兰屯、博克图、兴安岭一带的土匪和社会反动残余势力经常出现，随时都有遭遇敌人袭击的危险。因此，从齐齐哈尔出发，行车速度很慢，每天只能咣当几个车站。一行人用了6天时间才到达边境城市——满洲里。

满洲里这座小城，军事办事处的同志过去很少听说，读过大学、在延安工作过的常彦卿虽然听经满洲里潜越国境去苏联的人说道过满洲里，但对他了解的也十分有限。满洲里是一座边境口岸城市，与苏联接壤，是通往欧洲陆路运输的中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大门。这座城市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应运而生，东距哈尔滨934公里，西距苏联国境线只有9公里。由于沙俄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向我国东北派出大批修路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铁路员工以及商人等，这些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流落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分散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城镇定居，使这座边境小城有了生机。苏联“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中苏合营，苏联又派来一些铁路员工，其中许多人也在中国东北包括呼伦贝尔满洲里成家立业，促进了城市发展。满洲里城市不大，居民只有1万多人，中国居民只有3000～4000人，其余都是苏联侨民，侨民中有渔场主、商人、铁路员工，也有无业游民。

“九一八”事变以后，苏联政府将苏籍的铁路员工和家属有计划的调整并撤退了一批。特别是1935年苏联政府将中东铁路卖给日本和伪满之后，大部分苏侨和铁路员工撤退回国。至此，在中国东北境内留下的只是白俄和帝俄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东北的一些反革命残余力量。“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把这些白俄清理了一番，收拾了一批首恶分子，没有严重的政治问题的侨民都被批准加入苏联国籍，并发给了护照。

满洲里车站虽然不是大站，但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重要——国境，承担进出口货物换装作业，使他具有一个大站建制。当时满洲里铁路地区设有机务、工务、车务和电务等部门。这个站还有个特点，就是分宽轨、窄轨铁路。站舍南五六条标准轨（即窄轨）是中国铁路线路，站舍北十多条宽轨是苏联铁路线路，归苏方后贝加尔铁路局管辖，从苏联运来的货物在满洲里站办理交接。14位军事办事处的同志及铁路员工到达车站时，这座城市连个旅店都没有，没有住处，到车站后车站工作人员对军事代表这个词很生熟，当晚勉强把14人安排在以前做过医院的大房子里住了下来。冬季的满洲里天气特别冷，达到零下40摄氏度左右，夜里同志们冻的难以入睡，第二天早晨才找人生起火炉。

当时满洲里车站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十天半月没趟车，员工们都无事可做。要在这个摊子上创办一个机关，有很多事情要做，也有很多困难。最重要的就是整顿车站工作秩序，接转货运列车，同苏联后贝加尔车站的军事代表和领导人接洽，以及同苏联贸易代表会晤协商物资交接事宜，还要整顿员工队伍，建立工会组织，为完成今后繁重的运输换装任务打下良好基础。

要完成如此艰巨任务，不仅要协调做好对外关系，也要处理好内部关系。满洲里车站隶属于中苏合营的中长铁路管理局，同时又受东北铁路总局齐齐哈尔铁路局（即西满铁路局）领导。中长铁路管理局苏联方面派来的管理局长是少将儒拉夫寥克；中国方面的总局长是吕正操。但在具体业务上，满洲里车站还得具体接受海拉尔铁路分局的指导。苏联红军从东北撤退时，对这个车站委派了1名在“八一五”后加入苏联国籍的苏联侨民为站长。站上员工都说他是“无业游民”、“酒鬼”、“对铁路业务一窍不通的人”。

上边派到满洲里铁路的军事代表，对车站上的工作要过问，于是常彦卿就主动找苏籍站长商量工作。但他不理不睬，理由是没接到中长铁路管理局的指示。最气人的是，西满军区驻满洲里事办事处安装2部电话机还得经他批准。办事处要求他组织员工清理站区线路，迎接即将开始的运输换装任务,他也以未接到铁路管理局命令为借口拒绝，挑拨员工们拒不执行。当时外籍员工都不拿军事代表当回事儿，而中国员工则抱着观望的态度，办事处要求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不说做也不说不做，只是说：“只要苏联站长答应，我们无条件执行。”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严厉果断的措施是无法开展工作的。于是，常彦卿就以军事代表身份，把苏籍站长叫来进行一次严肃的谈话，要求他无条件地执行办事处的命令，努力完成即将开始的运输换装任务，并说明这一任务的完成对中苏双方是互惠互利的。但他仍然态度蛮横，拒不执行命令。于是，常彦卿最后警告他：“如果继续拒绝执行办事处的命令，不予办事处合作，办事处只好撤销你的站长职务！”他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这个人太缺乏常识了。我这个站长职务是中长铁路管理局任命的，除了局长之外，任何人都无权撤我的职！”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件事后，经过办事处商量，召开了全站中外员工大会，宣布了撤销他的站长职务的决定。苏籍站长听了决定后，很不服气，声称办事处无权撤销他的职务，他要继续上班！

常彦卿告诫他“你要敢来捣乱车站业务，就抓起你来！”会后，办事处写了中俄文布告，在车站张贴出去。同时用长途电话向铁路管理总局局长吕正操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同意贾石、常彦卿的处理意见。

这个站长第二天继续上班吵架、谩骂、捣乱车站业务，拒不听从劝告。办事处立即执行军事命令，几名战士把他拘押起来了。

真是一风波未平，斗争又起啊！这个站长被拘押的消息传到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后，领事馆的秘书要求见军事代表，办事处常彦卿同意会见他。双方见面后:他毫不客气地向军代表提出“抗议”！并说:“你们侵犯了苏联公民的人身自由，要求马上释放站长，并向本人表示歉意”。“这种性质的'抗议'，办事处绝不接受！”——常彦卿也不客气地告诉他：“这个站长是铁路员工，我是铁路军事代表，他是我的部下，他抗拒接受我的命令捣乱车站业务，按照军事代表的权限进行处理，别人是不得进行干涉的，何况我们已请示过铁路管理局局长吕正操”。“站长是苏联公民，即使有问题也应当先向领事馆谈情楚，由领事先生作主处理，你们不应该拘捕关押，要马上放人，有我们的领事馆处理”，——他这样傲漫地强调说。“领事馆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外机关，还是沙俄帝国的代表机关！”——常彦卿也一针见血地质问他。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是社会主义苏联的领事馆”。“既然是苏联的领事馆，为什么咬住治外法权的条例不松口，难道苏联政府指示你们按不平等条约办事吗？”常彦卿怒视对方，严词驳斥。此刻，他摇头晃脑，无话可说了。于是常彦卿就起身送客，不料他又威胁常彦卿说:“我们领事馆要向你们的最高权力机关，提交抗议书！”常彦卿就此针锋相对地说:“有必要时，我还要把这个站长先生送交哈尔滨铁路运输军事法庭去，控告他捣乱军事运输的罪行！”双方的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秘书走后，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又来电话，提出领事要见军代表，常彦卿考虑没有理由拒绝他，就主动地到领事馆去了。一见面才知道，常彦卿和那位领事是多次谈判的老朋友了。想当年，在解放齐齐哈尔的时候，他是苏联驻齐齐哈尔市领事馆的领事，解放军进城后，他们领事馆窝藏了三十几个敌伪潜伏人员，当逮捕这些残匪时，曾搜查了领事馆，并同这位领事本人进行过严厉的谈判。虽然在吵架时他气势汹汹地引用了“国际法”，又提出什么“严重抗议”等等。但当常彦卿说明逮捕这伙残匪的利害关系时，他又表现得颇为谦虚，还感谢解放军将他们从危险的处境中挽救出来，至此他们成了朋友，想不到今天又在满洲里重逢了，唔见之后都很高兴。当谈到那个被办事处扣押起来的苏联公民站长的问题时，气氛也缓和多了，领事只是希望释放站长，以免引起外国籍员工的不安。常彦卿表示可以释放，但那个站长必须写保证，今后不准干预车站的正常工作，同时希望领事先生教育在车站上工作的苏籍员工努力工作，特别是要和军事代表合作，胜利完成即将到来了口岸运输任务。为了使领事明白事实真相，常彦卿还借此机会把上级派到满洲里的工作任务，几天来所进行的工作，以及同这个站长反复交谈的经过及他本人的态度与表现，概略地谈了一下，并将撤销这个站长和请示总局长的情况作了交代。领事听了之后没提出反对意见，并答应今后在工作上有需要时，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力所能及的支持。

军代表到满洲里不几天，苏联方面的贸易代表也来了，他们共来了三位代表和部分工作人员。为首的是苏联对外贸易部代表克鲁格洛夫，第二位是苏联公司的代表尼库林。贾石和常彦卿以中方代表、副代表的名义会见了苏方代表，（实际常彦卿还担任会谈翻译工作），所谈的问题都是事先准备好了的。

在第一次会谈中，苏方首席代表克鲁格洛夫，就没有给中方军代表留下好印象。在双方谈判问题时，他一开始就表现自高自大，且目中无人，当时气氛似乎不是在谈判、研究问题，道好像是他是会议主席在主持开会。他滔滔不绝地发表意见，常彦卿给贾石翻译都来不及，最后好不容易插了个空子，将中方的意见发表出来。这位首席代表虽然表面上对中方的意见没有反对，但最后决定问题时，对中方意见则半点没考虑，中方军代表没有对外工作经验，抱着干干看的态度同意了苏方的决定。

中方与苏方代表共同工作一段之后，中苏双方之间逐渐熟悉了。了解到苏方首席代表是个好人，有工作经验，但是爱吹嘘自己，爱戴高帽儿，工作缺乏深入，听苏方另外两位代表讲，克鲁格洛夫曾经是个大人物，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来满洲里担任首席代表，虽然官儿小了，但说话做事气魄大，请客讲排场，发表演说滔滔不绝，摆龙门阵，就忘不了什么部长是他的好朋友，某某党中央委员是他的同乡，如此等等。工作接触多了办事处工作人员与苏联代表们相处很好。值得一提的是苏方代表负责粮谷化验的主任叫柯兹洛克劲卡娅，她在粮谷化验上有真才实学，著有粮谷化验书籍，而且在工作上和中方合作得很融洽。当时国内的各个粮谷收购站设立化验室，在征得柯兹洛克劲卡娅同意，先后办了三期粮谷化验培训班。受训人员除了办事处挑选的人员外，还有从绥芬河、图们以及内地各粮谷收购站派到满洲里学习的学员。这位女粮谷化验主任，由于经验丰富、教学认真，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合格的粮谷化验人员。这些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粮谷出口工作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不久，从哈尔滨发来了第一列满载面粉的列车，列车是在夜间十点后进站的，为了迅速返回车皮，办事处从市内雇了100余名装卸工人，又动员铁路员工参加卸车工作。这天夜里非常寒冷，气温达到了零下50摄氏度，常彦卿没有穿毡疙疸，不到三个小时脚就冻坏了。第二天起床，脚下不了地，左脚的五个指头肿的像五个胖娃娃挤在一起，只好请医生上药在床上静养了四五天才能下地走路。

第一列车装来的面粉，经苏方代表接收并运走后，双方签署了交接证件，签署交接证这对中方军代处来说是件新鲜事儿。同志们把交接证件反复研究之后觉得确实科学、适用，不像解放区征集粮食给百姓打个白条子那套办法。不过交接证件上只有俄文没有中文，感觉也是个问题。经双方代表研究之后，印制了中俄文交接证，为以后的中苏货物交接创造了方便条件，中俄文货物交接证一直延续使用到现在。1947年1月西满军区驻满洲里办事处外贸人员从第一次接触到苏联铁路运输的交接证件时起，就感到交接证件比在解放区写条子的办法规范，也深感到对外贸知识的缺乏，从而激励他们在外贸工作的实践中，下功夫学习对外贸易规范，逐步熟悉和积累了外贸工作经验，保证了对苏贸易顺利进行。一些干部从此开始与外商谈判、签订合同，学会了规范开展国际贸易。满洲里口岸对苏贸易为后来新中国成立培养了最早地对外贸易人才和一批从事对外贸易工作人员，为国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常彦卿回忆最后强调，西满军区驻满洲里办事处之所以能在解放战争基本胜利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把240多万吨的货物通过满洲里口岸，主要由人力换装送往前线或运到苏联，圆满完成了解放东北战争期间军用物资运输任务。这和中共满洲里市党、政、工、群组织的不懈努力，广大群众的积极忘我拼搏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地方党政群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口岸物质转运工作肯定是难以完成的。中共满洲里市工委，从军用物资转运工作伊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换装作业上，以“贫民会”和“工人联合会”为基础，在较短的时间里组建起了600多人的“搬运工会”，打开了工作局面，把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战场，有力地保证了东北民主联军作战急需。我们不能忘记地方党政群组织、群众为解放战争做出的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作者单位：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