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党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3周年，我刊选登内蒙古政协民族历史文化课题组同志的研究成果《神为之王，气为之壮———傅作义将军长城、河套保卫战的全国意义》。该文有理有据、全面深刻地挖掘了绥远抗日三战对西安事变的重大影响和对全国抗日战局最终形成的历史贡献。1936年10月25日毛泽东主席给傅作义将军的亲笔信是爱国主义的重要教材。毛主席赞扬说：“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宜生（傅作义的字）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绥远三战包括喋血怀柔、收复百灵、五原大捷，都发生在长城文化区、河套文化区。当我们今日鉴赏抗日战争60周年纪念币正面图像上那气势恢弘的万里长城，凝视纪念币上“国魂永驻”的厚重字体时，身边响起的只能是雄伟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旋律！

        当《义勇军进行曲》与《黄河大合唱》那震人心魄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您有何感想？是不是为黄河儿女众志成城、威武不屈的精神所感动？那字字如鼓的歌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既是中华民族的吼声，也是中华民族的誓言！请看一下60年前发生在长城一带血沃河套的真实画面吧：从1933年的喋血怀柔，1936年的绥远抗战，到1939年至1940年夏的五原保卫战，都是惊天地、泣鬼神、扬国威、丧敌胆的中华国土保卫战。

　　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赞扬上述战役的指挥者傅作义将军：“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宜生先生（傅作义的字）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1〕这些中国军队以少胜多的反侵略之战，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日寇西犯的妄想，促成了西安事变，影响了抗日大局，功莫大矣！

　　一、喋血怀柔，诗祭抗日第一碑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东北三省，1933年又进犯我长城各口，企图侵犯我华北。傅作义将军几次致电国民政府，誓死抗日。1933年1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傅作义为第7军团总指挥。25日，傅率59军由绥远进军张家口待命。历时三个月，筑成一道北起多伦、南迄赤城的坚固防线。在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轻易失守热河省而“引咎”辞职后，接任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旨意，在长城各口备而不战，全线败退。同年4月，日军攻陷我喜峰口、古北口，直逼北平郊区。当时傅作义奉命率部弛援平郊、增防昌平，在怀柔县之牛栏山一带，与日寇之西义一师团激战两昼夜，使敌不能得逞。谁知傅部组织歼敌之际，正是何应钦之流同日军签订《塘沽协定》之时，使傅部在怀柔一带进行的拱卫北京之血战，成为令人难忘的长城抗战的最后一场恶战。〔2〕

　　此役傅部阵亡367人、伤484人，毙敌346人，伤敌600余人，有效阻击了日本侵略军对北平古都的疯狂进攻。被当时各大报誉为“最壮烈的血战”。傅部“不顾敌军人数两倍的众多，也不顾敌军器械两倍的精利”，“他们在敌军飞机的侦查轰炸之下，不分昼夜赶筑他们的阵地，用他们的血染红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傅军多为绥远的百姓子弟。1933年9月，怀柔日军撤退后，傅先生派人备棺木、殓衣，到作战地带寻找官兵遗骸，全数运回绥远。绥远人民把他们葬在城北大青山下，建立抗日战死将士公墓，并辟为公园，垂为永久纪念。受傅作义将军委托，《华北59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碑文由现代诗人、学者胡适撰写，文字学大师钱玄同书丹。碑铭如下：“这里长眠的是三百六十七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是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3〕

　　傅作义将军认为，修筑好防御工事，可以“七分用土，三分用枪”，抵御敌人的飞机、大炮，减少伤亡。此役前，他亲率参谋人员到前线侦查地形，指导因地制宜构筑各种防御阵地，绘制蓝图印发各部队加紧构筑，限时完成。为阻击坦克，壕外埋设固定和移动地雷。连队阵地均为上下两层，其上筑有各种伪装的掩体，二线附近则有坚固的指挥所、瞭望所、弹药库、通讯所等。掩体之间有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四通八达，我军称之为“迷魂阵”。即使炸毁一层，还有一层，破坏一点，无碍全局。

　　日本报纸当时面对傅军之英勇善战，亦表示了惊讶与感叹。1933年5月24日大阪《朝日新闻》报道：“人所共知的傅作义军……藐视日本军之威力，自到怀柔后，对我西义一部，即采取抵抗行为。我军对此执拗冥顽之中国军，实不得不予以严重之打击……是役我军因受地雷之损失甚大，故士兵不敢走不长草及无道路之地……敌在高地筑有中国式的坚固阵地，该阵地两旁突出，一对（着）由密云前来之我军，一对（着）由蓟县前来之我军；侧背之早川联队，突受敌千余人之进攻，结果伤亡约300余人……。”在同一报纸上还有关于我军工事与青年战士的报道：“参观中国式的阵地，实有相当之价值，且于坚硬之岩石中，凿成良好之战壕，殊令人惊叹”；“观其在作战中掩埋之遗尸，其中尚有十六七岁者，且有类似学生者，青年人之热狂可见一斑矣”。在日本《朝日新闻》上还登载过这样一段话：“战地离北平只有60余里，如不是傅作义军精锐部队的阻击，我军早已进入北平了。”〔4〕

　　据《中国现代散文精品·胡适卷》记载，1935年7月，何应钦下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隐藏。迫不得已，傅作义在长城抗战纪念碑上加了一层遮盖，另刻“精灵在此”四个大字。胡适从报上得到这个消息，满腔悲愤，写了《大青山公墓碑》诗一首：“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二、收复百灵，“封锁计划”成泡影

　　1936年冬，在傅作义将军的指挥下，广大蒙汉战士击溃了日伪军对绥远东部红格尔图的进犯，胜利地收复了北疆战略要地百灵庙，击毙击伤和俘虏敌人共1500余人，促成伪军金宪章等四个师先后反正。〔5〕1936年12月，毛泽东、朱德在发给傅作义的慰问电中称绥远抗战是“全国抗战之先声”，“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日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1937年3月，宋庆龄在英文《中国呼声》上发表文章，赞扬“绥远将士，击溃日伪进攻，保土卫国，功绩斐然。若进行对日抗战，则胜利必属于中国，可毫无疑义”；“中国人民有为国家民族独立与自由而奋斗到底之决心，这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6〕

　　从百灵庙所获敌方秘密文件中，人们看出日寇的企图是想在中国的北方造成封锁中国的壁垒。在他们看来，中国在海上交通方面，要在战时求得国际的援助非常困难。因为他们觉得在西太平洋上的海军根据地和海军兵力，可以优裕地对付英美，所以海上封锁中国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在陆路方面，中国有被迫与苏俄联合之可能。为此，他们决定先完成大陆封锁：从东北经察哈尔、绥远，西至宁夏、新疆、甘肃，隔绝中俄阵线。并准备用4亿元巨资完成此举，1936年已花掉6000万元。日寇想利用蒙古、回、藏等少数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离间，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然后挟其经济与政治军事力量，控制他们。这条预定的封锁线从东北到西北，中心点在绥远。收复百灵庙，使日寇阴狠毒辣的大陆封锁计划成为泡影。〔7〕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在上海《申报》每周增刊1936年第47期上发表过《绥远劳军一瞥》。说他赴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代表上海各界劳军，祝贺百灵庙大捷，见到了傅作义将军，并听到了傅的精辟分析。原来傅作义将军早就清醒地认识到，百灵庙在日寇设计的“封锁线的中部”，打下百灵庙，封锁线“东西两方便没法联络起来”。所以，百灵庙“这一仗关系很大”。

　　1936年12月3日，《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先生对百灵庙战况报道如下。他说，从战争条件上研究，我方远比对方为差：一、以徒步疲劳之兵，当骄逸之马；二、仅果腹之备，当山积之粮；三、涉平荒之地，以攻环抱之险；四、以相等之兵力，以袭有备之敌。因此，当战争开始的11月23日，傅作义先生彻夜未眠，以全副精力注意前方一举一动。正式攻击是从23日夜间开始的。出发时，士兵即彼此传话：“到百灵庙喝水！”意谓此次只有打开百灵庙，才有水可喝，否则只有渴死。伪蒙军射击精确，子弹充足，日方军官督战甚严。机关枪林立山口，如暴雨式吐出子弹。傅军从子夜攻击到24日天明，仍未得手。因为第二天午后有约5000人之敌将赶至增援；午前9—10时以后，敌机即可来轰炸；白天攻险，更为不易。所以，当时我方指挥员，一方面“见死亡之枕籍，徒奋勇而无成”；而又“感时机之急迫，眼见覆败之可待”。乃以孤注一掷、同殉国家之决心，将预备队用一队载重汽车载上，以两辆装甲汽车为前导，破阵而入。我炮兵冲锋推进，我指挥官徒步而前，均置生死以度外，视弹雨如无睹。于是“士气大奋，裹创而前”，战局始为之突变。不料，装甲车被敌击坏，司机牺牲，路阻不能行。只见担任最后冲锋之张振基连，跳下车以肉体争山头，全连损失三分之一以上。“既而山头夺获，我军始有阵地，而百灵庙已在眼前，敌人惊慌失措。四面部队乘胜突进，张连再度冲锋，始于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半收复百灵庙”。

　　历史学者阳吉玛先生评价百灵庙战役说，1936年11月的百灵庙战役，是绥远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整个抗战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战绩。当时绥远境内外处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又处于国民党控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严重形势下。肩负绥远省主席重任的傅作义将军，毅然冲破障碍和压力，对来犯绥远之敌伪军进行迎头痛击，收复了失地。这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九一八”事变之后，是中国人民遭受侵略五年来第一次收复失地的先例，是五年来抗日斗争取得胜利的光辉典范。在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近百年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天津《大公报》1937年1月15日社论赞扬：“绥远抗战之役，不仅取得了中华民族史上光荣地位，且已作为中华民族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史迹昭垂，万世不磨。”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派南汉宸携带慰劳款和“为国御侮”的红缎锦旗参加百灵庙祝捷大会，社会名流黄炎培、朱自清等也来绥慰问。到1936年12月底，全国人民援绥捐款逾300万元，各地赴绥慰问团、医疗队近百个。

　　日寇侵华以来，中国军队虽有过“淞沪”、“长城”抗战，但无一不是以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却是第一个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屈辱条约的抗战，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就连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傅作义将军的胜利，特别是百灵庙的占领……中国国民党在军事上有了自信，激发了抗日气氛的更新高潮。”〔8〕“这次绥远事件，以蒙古军到关东军方面的惨败告终，得到了很有深刻意味的结果：即中国抗日意识空前高涨，从而内蒙工作遭到了挫折”。〔9〕范长江先生在1936年12月10日的战地报道《百灵庙战后行》一文中感慨地说：“这里正是我们英勇的张振基连与敌人肉搏的场所。许多英勇的战士，在这里作成了对国家神圣的牺牲，他们的热血和头颅，在这里换来了民族的胜利。他们的行径，将永远为后世所讴歌，他们的功业，将被全中国子孙所崇敬。这里的战痕已经快湮没，这里的血迹已经变模糊，然而他们拼一身以殉国之精神，将炳耀千古！”〔10〕

　　傅作义将军抱定了誓死救国的决心。他在部队出发时曾动员指出：“绥远是西北数省的门户，歼灭进犯之敌，是关系到保卫西北的重大问题。胜则可为抗日奠定基础，国家民族从此可以得救，败则前途不堪设想。”傅将军在1937年写过一篇题为《用鲜血争取民族复兴》的文章，讲了这次打胜仗的根本原因是依靠了爱国的“人心”与“精神”。他深刻指出：“我们处于困难严重的今日，要作救亡图存的工作，物质不足为我们主要阻碍，我们要拿‘人心’与‘精神’去战胜一切”；在与敌作战时，“人人不甘心作亡国奴，抱定国可亡而我们决不作亡国奴的决心，这样，战胜敌人我们虽没有把握，但不作亡国奴却人人都有把握，以牺牲的精神去对抗敌人，我们必能胜利。”在百灵庙战役中，蒙汉军民共同参战，父老兄弟密切配合，百姓帮傅军修筑工事，埋设地雷，抬伤员，运子弹，送水送饭，激励抗日士气；蒙旗军民还给傅军引路带道，协助前线部队歼灭敌人。当敌人败退时，当地蒙古族爱国军民又沿途截击敌人，堵截增援百灵庙的伪蒙古军，使妄想一举拿下绥远的日伪军，以惨败而告终。〔11〕为纪念这次抗战牺牲军民，1936年12月在绥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专门铸行了“绥远抗战阵亡军人追悼大会纪念章”。〔12〕

　　傅作义将军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对绥远抗战的支援和鼓励念念不忘。1965年他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就我个人的抗日经历来说，也直接间接地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鼓励。收复百灵庙战役前，南汉宸同志就曾带了毛主席的信件，秘密地去绥远和我联系，鼓励我抗日。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山城堡粉碎了国民党胡宗南军队的进攻后，又发出援绥通电，认为不能坐视绥远局部抗战而不救。”〔13〕

　　三、五原大捷，绥战掀起爱国潮

　　傅作义将军的五原争夺战威震华夏。开创了抗战反攻胜利之先河，牵制住了日军主力南下，有力配合了全国各抗日战区的其他战役，史称“五原大捷”。

　　1938年冬，傅作义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指定其在绥西河套地区设立副司令长官部。傅也由此而脱离阎锡山的晋绥军体系。进驻河套不久，他就总结多年来抗战经验，在部队经过整顿，精神面貌、物质条件都已改善的情况下，发动了包头、绥西战役，在全国又一次欣起了抗日高潮。〔14〕

　　1940年3月18日，傅部抓住春温回升快、黄河解冻早之有利时机，下达收复五原的作战命令。各部迅速进入指定位置，采取阻击、伏击、奇袭、巷战、夜战、掏心战和攻坚战等战术，于20日午夜同时向五原新旧城、梅令庙、新公中、蛮克素、郝进桥等敌据点发起进攻，21日拂晓县城外之敌大部被歼。傅部便衣突击队反正了警戒城门之伪军团，顺利进入城内与潜伏人员配合，破坏了全部通讯设施；新三十一师利用外围被歼日伪服装化装入城，与警备旅二团占领旧城敌据点；新三十二师击溃伪蒙古军占领广圣西，攻克新城外围敌据点和城区；一○一师和新六旅击溃驻守乌加河、乌拉壕之日寇，放水淹没“包五”公路，阻击包头、安北、固阳之援敌。日寇在飞机和重炮掩护下反复冲锋，战斗异常惨烈，双方伤亡惨重。经三昼夜激战，日伪守军全线崩溃，3月23日五原县城光复。笔者之一查到《绥闻晚报》1947年3月21日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忆五原血战———五原战役七周年纪念》。曾经参战的凡夫先生说，1939年冬，为了配合全国冬季攻势，出击包头，我随部队在冰天雪地中，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到达了包头城郊，血战数昼夜，得到了辉煌的战果，达到了牵制敌人的任务。1940年，日寇利用五原兵力空虚之际，占领了五原。3月，五原战役打响。3月21日，傅部开始了对敌的攻势，两天三夜，指战员不曾闭眼，不曾吃喝。“杀声震天，冲锋肉搏，左右前后的弟兄们伤亡了大半，敌人密集的火力，又加上敌机的低空扫射，如雨的子弹都从耳旁边掠过去了，我已忘了死的恐惧……”。

        五原大捷全歼日伪军5000余人；击毙日军总指挥官水川伊夫等中将、少将、大佐、中佐、少佐及来华勘矿技术官员300余人；生俘日军指挥官、警务指挥官和伪军师长等50余人；俘获伪蒙军和伪军1800余人；缴获各种炮30余门、汽车50余辆、轻重机枪50余挺、步枪3000余支、毒气筒1000余个、电台1部、战刀两把及部分手枪、橡皮船及大量军用物资；焚毁击损敌武器装备不计其数。我军阵亡将士679名。〔15〕五原大捷肃清了日伪军在河套的势力，巩固了西北屏障，是绥远各族人民全力支持抗战的又一贡献，使日寇进窥我大西北的野心破灭。专家们评价：“五原战役的胜利，开全国抗战最后胜利之先路。在全面抗战的意义上，发生了决定性的伟大作用。”由于五原战役给日寇以毁灭性打击，因此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五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不敢再向我河套地区越雷池一步。〔16〕

　　据统计，自1933年以来，傅作义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推动下，率领黄河儿女，坚持抗日救国，给日寇沉重打击。13年中，转战一万八千里，进行大小战役、战斗二百九十多次，基本上保持了不败的记录，被称为“国民党军队中坚决抗日的名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四、西安事变，全面抗战开新局

　　绥远抗战宣布了国民党主战派的胜利，医治了相当一部分官员的“恐日病”。骄横的日军首领田中隆吉曾经狂妄地宣称：“‘九·一八’时，东北军一打就跑，这回绥远军可能一吓就跑。”谁知在傅作义部凌厉的攻势下，蒙奸德王的嫡系伪七师的千余人马全部就歼，王英军的五个旅长有四个反正，总共有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从伪军的花名册上永远地抹掉了。其中，前关东军参谋长冈村宁次精选的10名精通蒙、俄文的日本高级特务被打死7个，气得冈村宁次和板垣征四郎大骂田中隆吉，并将其撤职和遣送。

　　驻守西安的张学良将军曾是傅作义的上级，绥远抗日三战，使部下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而自己却替他人背着不抵抗的黑锅。绥远、陕西唇亡齿寒，杨虎城曾说：“自从日帝实行武装攻夺绥远以来，于是西北也就随着而变为抗日前线了。”广大东北、西北军面对抗日救国的新形势，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一些东北军高级将领找到张学良痛哭求战：“即使党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1937年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援绥请缨抗敌书》，书中说：“请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良以下十余万人，拥护委员长之热诚，更当加百倍。”12月3日、7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指救国会领袖、爱国知识分子沈钧儒、沙千里、李公僕、史良、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他们因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救亡，11月22日在上海被捕）。〔17〕蒋介石以陈诚报告为由，诡称日本无意将冲突扩大为全面战争，“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张学良、杨虎城迫于无奈，决定在12月8日强行兵谏。恰逢次日西安学生召开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会，一万多学生高喊着“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前去临潼请愿，从而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兵谏陈言、再求抗日的决心。

　　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张、杨在著名的通电中郑重声明：“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整个抗战？……然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外交仍力谋妥协”，怎么得了？张、杨提出了著名的八项救国主张，蒋介石被迫同意抗日，全面抗战从此开始！对于西安事变与绥远抗战的关系，1946年周恩来先生在延安人民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分析得很清楚：“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反而激起西安事变。”今天看来，西安事变是历史上一果多因的事件，援助绥远抗战是张学良、杨虎城向蒋介石进言的最名正言顺的理由。蒋介石铁了心反共，一再拒绝张、杨的援绥之请，兵谏就成了最直接、最得人心、最站得住脚的民意反映，非如此不能力挽狂澜！

　　有时战争的胜负，直接决定谈判桌上的要价。绥远抗战的辉煌胜利，导致了中日政府间谈判的破裂。蒋介石以日本人参与绥战为借口，断然否认自己执行数年的“塘沽”、“何梅”、“秦土”等卖国协定的合法效力。当时日本外务省为此悲叹：“绥远事件给在南京的川樾、张群会谈以极坏影响。”〔18〕

　　我们认为，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双方实现了停战，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再也无法以谈判方式调和，终于在1937年演成了全民族抗战。绥远抗战虽不属于军事史上的大战，但由于它爆发于中日民族矛盾、中国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复杂的特殊时刻，故它的影响和作用也就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想。长城与河套保卫战的领导者傅作义将军应当为此名垂青史。进入党中央电视台《永远的丰碑》英雄榜上有傅作义是历史的必然。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2〕薄一波《傅作义生平》序言，《傅作义生平》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3〕志武《胡适和“抗战第一碑”》，《人民政协报》2006年12月7日B2版；

        〔4〕张新吾著《傅作义传》，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70~71页、75~80页；

        〔5〕白震《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内蒙古政协》2005年第8期第33~34页；

       〔6〕袁明铎、郝诚之主编，《名人眼中的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05页；

        〔7〕、〔10〕范长江《百灵庙战役之经过及其教训》，《百灵庙战后行》，见《塞上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10页，第105页；

        〔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一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阳吉玛《百灵庙战役评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第61~65页；

        〔12〕伍胜利《绥远百灵庙抗战纪念章》，《呼和浩特日报》2001年1月6日第四版；

        〔13〕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14〕马寒梅《傅作义与内蒙古地区的抗战》，《阴山学刊》2005年第4期第15页；

        〔15〕、〔16〕傅守正《五原大捷》，《政协经济论坛》2007年第四期第86页；

        〔17〕《韬奋文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4页；

        〔18〕祝福《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绥远抗战及其影响》，《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页、第193~197页。

      （作者：郝诚之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所研究员，郝云系呼和浩特市劳动保障协会副会长，郝松伟是郝诚之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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