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翻开史册，华夏五千年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其中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碰撞融合伴随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举世闻名的万置长城就是最具说服力的历史见证，而处于长城沿线、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线上的凉城县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无疑是我国务民族融合史上较为突出的融合点。历史是文化的源渊，翻开凉城丰厚的文化宝典，每一章节无不固为其独特的历史焕发出奇异的神彩，而内蒙古高原的文化在百花圃中更是耀眼夺目，备受关注。

适宜的生存环境成为中国北方人类重要发祥地之一。

凉城县是内蒙古高原上的一个较大的盆地，四面环山，中有高原第三大淡水湖泊——岱海，自古以来气候温和、环境优美，是北方人类发祥、生活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该县西北蛮汉山与大青山的连接处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原始社会旧石器制造场，出土了中更新世与晚更新世动物化石及人类活动遗物，充分证明大约在四、五十万年到1万年前，在蛮汉山区就已经有人类在活动。他们与“北京人”同时共存，晚于云南元谋人和陕西蓝田人。这一遗址的发现，改变了长久以来在学术界形成的中田远古文化只发源于黄河流域、一元化的观点，进而发展为多元说，被命名为“大窑文化”。

我国初期的“城”大部分起源于龙山时代，近60年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山东、河南发现了龙山时代晚期域址，均系土筑。80年代以来，在内蒙古中南部长城沿线，发现了多处石筑石城遗址，都是龙山时期的产物，其中老虎山遗址最具代表性。该遗址位于凉城县岱海西北的老虎山上，是一个完整的原始古城遗址，距今4800年。村落依山势修建，呈簸箕形，四周有石墙围绕，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遗址内发现房址61座、灰坑21个、墓葬4座，布局清楚，保存完整，对探讨我国北方地区的“古域”、“古田”、“古文化”的起源发展都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其中出土的夹砂、式鬲、式，系鬲文化祖型，改变了北方人使用平底炊具的习惯，提高了熟食程度，对人类大脑发育至关重要。这种鬲文化是中四进入文明时期代表性文化。

此外还在岱海北面的山坡上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原始人生活的大村庄——园子沟遗址，在岱海南岸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王墓山遗址。以此为代表考古学家在岱海周围发现了30多处新旧石器遗址，组成了规模宏大的古遗址群，令人叹为观止，引起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2001年，这些古遗址群被列为国家重点文轴保护单位。

先民们逐水草而居游牧而生，对自然自古就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们的足迹环绕岱海一周，成为一本无字天书，留下了永久的魅力，对于研究我国北方史前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岱海是我国北方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也为凉城灿烂的文化扎下了坚实的根基。

适宜的生存环境成为马背民族争夺的焦点，也成为他们内部融合的前沿阵地。

内蒙古的历史可以说是从马背上走向辉煌的。由北方原始人类繁衍而成的部落退渐演变为多种少数民族在内蒙古高原上逐水而居，进行随牧而迁的游牧生活。在阴山以南、岱海周围，固其水草丰美而被各部落争相占领。以至于在往后漫长的岁月中，这里便成为马背民族纷争的焦点，回顾历史，蒙古族作为世界上一个伟大的民族，其发展演变历程在此可以略窥一斑。

夏、商、周时凉城为鬼方，是狯狁、林胡、北狄等民族的游牧地。春秋时期则是北狄的居地，战国时为林胡和楼烦领地。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有汉族、乌桓、鲜卑、柔然、丁零(敕勒)等民族生活在这里。东汉末年，鲜卑民族从大兴安岭向西南迁徙，两晋时以拓跋猗为首鲜卑民族在岱海北岸和蛮汉山区逐牛羊而牧野。公元371年7月7日，拓拔珪出生于参合陂(今凉城岱海滩)，长大后带领鲜卑族四处争战，统一了北方少数民族各部，拥有了黄河流域和北方广大地区，公元386年4月，建立了强大的北魏政权，成为北魏一代有所作为的开周皇帝——道武皇帝，对北方各少数民族大融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拓拔部日渐强盛的同时，另一少数民族慕容部建立的燕国(史称后燕)也强盛起来。成为与北魏抗衡争夺疆土的劲敌。公元394年，终于展开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参合陂之战。结果燕军大败，从此慕容部走向衰亡。

隋唐时为南进的突厥占踞，束朝时凉城一带被契丹族占据建立辽国。公元1206年，成古思汗统一了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抵阴山、北达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蒙古帝国，在凉城这片土地上，长达1600年的部落争霸的局面趋于缓和。

优胜劣汰是自然界永恒的法则。在不断地碰撞磨合中，北方人走出那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生存的毅力战胜了蒙昧和野蛮，劳动产生的智慧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马背文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成为马背民族永远的骄傲，因他而起的祭敖包活动一直留传到今天。

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成为中国南北民族大融合的重要交汇地。

我目的西北地区自春秋即已成为民族关系的热点，军事折衡要地。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就北击匈奴，取河南地，筑城移民，充实边防，将西北放到战略高度。以后历朝历代不断移民实边，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而争战，时而和亲，客观上使南北民族在频繁的接触中实现了融合。而处于内蒙古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处的凉城县，则为最典型的一个缩影，真实地记录了南北民族发生、发展、融合的重要历程。从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击匈奴到秦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林胡，略取河南(含凉城境)；汉高祖刘邦将云中、雁门、代三郡共33县交其兄代王刘喜统辖；以至于其后匈奴骑兵数万人攻入代郡、雁门，随后匈兵9万分三路入代郡，侵定襄、犯上郡，杀掠人口近万人；到西汉前期汉武帝刘彻先后派大将军卫青、将军李广、公孙贺等率兵数次出定襄、雁门、云中北击匈奴，并筑长城以戍边(今县内后营多大虎口、双古城圪针沟均存汉代城堡遗址)。从西晋元康五年(公元295年)鲜卑拓拔部统领参合陂以北地区；晋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匈奴贵族于离石起兵反晋，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向拓拔猗请求援兵镇压；猗率兵10万在西河、上党大败刘渊，并于参合陂树石以记行；以至于北魏迁都平城统治了华北大部地区；直到成吉思汗跨过大漠统一中原，建立元朝；明朝为御蒙古军南下，修筑长城(县内后营、双古域、曹碾、厂汉营等乡南部均存明长城遗址)。这里所发生的每一场战争都会直接关系到中原王朝政权的稳定，影响了封建社会发展的大部分历程。

逝者如逝夫?先民们金戈铁马血战沙场，开疆扩土也好，捍卫领土也好，无论是那一方、出于何种目的，经过了长期激烈的碰撞、摩擦最终的结果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作为贯穿始终的长城，它一头挑起大漠连关的冷月，一头牵着华夏儿女的心声，在五千年华夏民族发展、融合历史进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桥梁纽带作用，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而令人引以为傲。而从赵武灵王开始，它的几次变迁都未能离开阴山南麓的凉城县，从这一个角度也充分证明凉城的历史是一部最直接的民族融合发展史。

清朝，为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在漠南蒙古建立了五路驿站，其中一路就经杀虎口，通往归化城、鄂尔多斯。凉城杀虎口随之也成为沟通中原与大漠的主要枢纽，大批汉人陆续迁入凉城垦荒种地，以晋中、晋北为主的旅蒙商人也由此而络绎不绝地进入草地，以至于覆盖了整个蒙古，到达俄罗斯、欧亚大部地区，继丝绸之路后在北方的荒漠和草原之间开拓了另一条被风沙和时间掩埋的商路——茶叶之路。而杀虎口作为茶路通往大漠的起点也真实地见证了亚欧茶路300年的兴衰历史。

清咸丰年间，由于上述两种原因，凉城的商业曾一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在此过程中，山西商人王吉天创制的鸿茅药酒以其神奇的疗效深爱人们的青睐，历经150年而经久不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再度走红我国的大江南北。拓荒者、旅蒙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充当起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主角，以另一种方式将中原文明带到大漠，加速了蒙古地区的开化，促进了南北民族之间的相互渗透融合。

人口演变直接反映了当地民族融合的历程。

在原始社会时凉域县活动的人类主要为华夏族。

殷商初期，先后频繁活动在这里的是工方、鬼方、方等部族，过着游牧生活，方部落比较强悍，经常骚扰殷人。此后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是白狄或戎狄部落。

直到战国时期，诸候列国争雄扩地，有较多的内地人口向县境内流动，大部分少数民族被兼并或远居它方。汉代以后，县内为汉族与匈奴、鲜卑、突厥等族杂居。凉城县境成为汉族和北方民族接触频繁之地，但此时的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元朝以后，汉族退往内地(指长城以南)，成为蒙古族的游牧地。直到清初，首先是关内汉族(晋北、直隶)人私自出走口外，租种开垦牧地。其后是清政府统一放地，大量汉人涌入迎外，致使县内汉人逐渐增多。

县内汉人大多是从山西晋北各州经杀虎口而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到民国时已成为县内的人口的主要姐成部分。汉人进入内蒙古人草原垦荒耕种，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在当时中原人民和北方少数民族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被演绎为传统戏二人台（走西口），在晋蒙两地一直流传至今，剧中反映的西口正在凉城杀虎口。现如今，任何一个走进晋中、晋北的凉城人，都会感觉自己与当地人无论是相貌特征，还是生活起居、饮食习惯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在清朝时隶属察哈尔八旗的镶蓝、镶红两旗。康熙十四年三月，察哈尔林丹汗乘南方“三藩之乱”联合奈曼旗五扎山反清。清军平叛后，康熙对察哈尔部甚为担心，便把原驻牧地义州收回，并将归降的喀尔喀、厄鲁特编成佐领归其管辖，废王公札萨克世袭制，改为总管制，将察哈尔编为左、右翼各四旗迁至大同边外。县境蒙古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方式也有所改变，如今已全部从农。到民同35年(1946年)，当地的蒙古族仅有38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凉城县少数民族人口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99年蒙古族速到1758人。

此外，固清廷在畿辅地区三次大规模圈地，大量满族人也涌入边外。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清朝内务从东保安州挑选一些“族大支繁”的满族大户，举家迁到驻马口一带耕种皇庄，即为现在凉城曹碾满族乡前身。满族在这里得以大力发展，到1999年达到5667人。

历史的长河绵延不绝，大浪淘尽朝朝代代千古风流。在凉城这个诞生北方民族的摇篮里、中原通向大漠的桥头堡上，不同类型的人口象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从一个诞生游牧民族的地方，演变到现在成为一个以中原汉民族为多数的聚居区，重要的是先民们饱经沧桑、历经艰辛创造的是一部惊心动魄、恢宏悲壮的民族生存史，其灵魄就是先民们在恶劣环境下表现出的那种生生不息、顽强不屈的生存精神。这是一种先进文化，这种精神恰恰是人类生存共同所需的内在动力，实践证明，谁拥有了这种精神，谁便会成为永远的强者。

宗教文化的渗透也对当地历史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凉城的宗教文化主要源自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凉城县内的佛教向来有青衣僧和黄衣僧的区别。青衣僧即和尚，黄衣僧即喇嘛，此教多穿黄衣，故又称黄教，但就两派传入县境的情形而言，则喇嘛为早。喇嘛教传入县境为明代万历年初，兴盛于清初。明末清初，崇福寺(今呼和浩特市小召寺)的佛爷在呼和浩特市古楼板东喇嘛洞修行数年后，便骑着黑儿马来到蛮汉山传教。住在蛮汉山顶上的古洞中修行12年之久，在蛮汉山区发展了一大批教徒，古洞因此被后人称为佛爷洞。

清顺治九年正月，达赖五世在清政府的5次邀请下，一行3000人从西藏动身前往内地朝清，路经青海、宁夏到达内蒙古，原计划在代噶(凉城)朝见顺治。于当年阴历11月底到达凉城后，顺治皇帝改变主意，要达赖进京。达赖五世只带少数随从于腊月十六日到北京，朝见顺治爷。两个月后从北京返回代噶，并未立即返藏，直到次年五月间，清朝派出礼部尚书携带着满、蒙、藏、汉四体文字的金册、金印赶到代噶，正式册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刺喇达赖喇嘛”后才离去。达赖五世在凉城住了半年多时间，当地教徒置引以为荣，自此县内喇嘛教大振。明末清初，在今三苏木元山村北建造了汇祥寺，又称东大庙。此后又修筑了小召高山庙、七甲庙、南营庙、五苏木庙、水塘庙、小卫庙等喇嘛庙宇。1862年，天主教传入凉城，教堂最多时发展到12所。1912年，修建的新堂管辖了全县各乡村的教堂，凉城城关镇地名因此而被叫做新堂。1917年，耶酥教传入凉城。清朝乾隆年末，伊斯兰教传入后在麦胡图修建清真寺一座。以此为代表的各种宗教的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曾统治了人们的思想，不同程度地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但客观上也为凉城县古老的文明蒙上了神秘的神话色彩，渗进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化气息，进而丰富和发展了凉城文化。

从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国完成了有史以来最为彻底、最为完善的民族大融合，以贺龙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凉城辟为革命老区作为延安挺进东北的桥头堡，带领当地人民在蛮汉山、马头山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创适的“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百折不挠、顽强不屈”的凉城精神成为激励当地人民脱贫致富最大的精神动力。

明月曾经照古人。现如今，站在凉城这块看似平静的土地上，想不到自己竟然和四、五十万年前北方人类的始祖在共同享有一块土地；即使真的能够传越时空隧道，我们也无法看清五十万年的历史长河该是一条怎样的河流。祖先的梦，似落非落；民族的魂，似聚非聚；梦魂交汇，碰撞孕育了北方少数民族古文明的摇篮——岱海文化。它似远古的回声，留给人们一首诉不清、唱不尽的生命诞生之歌；豪放幽长的原野牧歌；惊心动魄、恢宏悲壮的民族融合之歌。 

(作者单位：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档案史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