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期
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在由编辑、复制、发行三者有机联结的出版联合体中,编辑工作是出版过程的开端。有人说编辑部是出版社的发动机。作为出版工作中心环节的编辑工作是由编辑人员承担的,编辑人员的知识结构直接关系书刊的质量,虽然编辑人员有许多类别(以职责分有文字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以专业分有文艺编辑、古籍编辑、教育编辑、科技编辑、辞书编辑……;以媒体分有图书编辑、期刊编辑、报纸编辑……;以专业技术职务分有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之分,因而对其学识修养要求、知识结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但不同之处,主要不在知识结构方面,而在要求达到的程度不同。所以,知识结构的问题是提高编辑人员业务素质和出版物质量的一个主要问题。
编辑人员的知识结构,总的来说应是博与专的有机结合,即既专又博。人们把这种结构形象地比作T形知识结构,T的一横代表横通,即博学;T的一竖代表纵深,即专而精(《书籍编辑学概论》阙道隆、徐柏容、林穗芳著)。所谓博,是说编辑应有广博的知识,知识面越广泛越好,懂得的东西越多越好。这对编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因为编辑所编的书刊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来稿,没有很强的文化适应性是不行的,即使是固定编某一学科领域内的书,书稿所涉及的也决不会是仅仅限于本学科狭窄范围之内。何况并不是任何一个层次的编辑都只限于处理某一学科的书稿,同一个人也未必一生都只作有关某一学科书的编辑。再者,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学科间相互渗透,这更促使编辑知识要博。倘若缺乏广博的知识,就难以完成一个编辑应负的职责。对那些小的编辑部的编辑来说,一个编辑身兼数职,“博”尤其显得重要。
古人云:“观天下书末遍,不得妄下雌黄”(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而编者的职责就是要对书稿“下雌黄”的,编者不博学就难免“妄下雌黄”。古代尚且知此,何况科学、文化发达的今日;一般治学者尚且应如此,何况编辑。过去人们称编辑为“杂家”,一是因为编辑涉足百科,二是指编辑所具有的博学性。表明编辑需要广博的知识,需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知识。
当然,“学海无涯”,任何人也不可能学有止境。博学到无所不知、无所不通。但面对这种情况,决不能望洋兴叹、止步不前,不求其博;而应以“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的编辑职业意识出发,努力多学、博学不已。每位编辑都应从严要求自己,宁肯高要求而不低要求,只有博学才能把工作做好。在编辑、出版的实践中也往往是“法乎上者得乎其中,法乎中者得乎其下”,只有努力使自己的学识广博才能较好地胜任本职工作,所以博学是十分重要的。编辑的知识结构要求编辑既要有博的一面,又要有专的一面;要博中求专,以专促博。所谓专,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编辑人员要学有专长,专于某一门学科。有在某学科、某专业经过正规、系统的学习,具有了某学科、某专业的专门知识,初步具备了“专”的条件。从编辑工作实践来看,书籍编辑要编辑的是一部部书稿。这些书稿涉及各种不同的学科,编辑如缺乏专门知识,学无专长,又怎能编好这些书?一般来说,一个编辑在业务上必须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并在某一学科领域作过比较系统的研究,不仅掌握该学科的基本知识,还要了解该学科的发展趋势。二是要求编辑人员要专于编辑学,专于出版学。这是过去人们常常忽视的。这种“专”即是博于各种学科之上的专,又是所有编辑人员并不因人而异的“专”。编辑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使编辑人员不能不具有编辑和出版专业知识,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的兴起说明了这一点。长期以来,编辑工作仿佛是一种有一定文化的人都能从事的工作,无需多少专业知识就可以从事的工作。这就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区,忽视了编辑人员知识结构中还有更重要的“专”。即对不论从事何种、何学科编辑工作的编辑都应具备的“专”。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专”所以被人忽视,乃是长期以来编辑无学所造成的。既然连编辑学也没有,又怎能要求人们专于编辑学呢?现在编辑学已初具雏型,出版学也已起步,2002年5月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初、中级)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编辑人员不专于编辑学、出版学,那就落后于时代了。编辑人员即要研究编辑工作、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也要研究编辑、出版理论,将编辑、出版工作实践的经验加以理论的概括、升华,又以科学的编辑学、出版学理论指导、发展编辑出版工作。无论是做好编辑工作还是要提高编辑工作,就都应该学习编辑学、出版学,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编辑学、出版学不同层次的专家。那么编辑人员为什么还要专于出版学呢?这是因为,编辑工作虽然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但编辑学与出版学并非全同概念。广义的出版学除了以编辑学为其核心外,还要研究使编好的书稿物化成为书籍的一系列工作,如版式、材料、印刷,以及发行推广、市场分析、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实践和理论。后面这些构成狭义出版学的内容,也都是与编辑工作密不可分的。虽然不同层次、不同职务的编辑人员对出版学专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编辑人员专于编辑学的同时,还都应专于出版学。这样,编辑人员T形知识结构中作为立柱的“专”就是由专于编辑学、专于出版学、专于某一学科而构成的。
总之,博与专结合而成的知识结构是编辑人员应有的T形知识结构。代表知识广度的博与代表知识深度的专,都是无限的,也是互为影响的。编辑人员要以专拓博,以博深专,使二者有机统一。时代已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人员要努力实践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向社会提供有价值文化产品,就必须拓宽和开掘自己知识结构的广度和深度,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当然,编辑人员除了具有基本的理论修养、扎实的专业训练、开阔的知识视野,还应具有良好的思维习惯、广泛的阅读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只有这样,编辑的文化素质才不会因知识的老化、思想的封闭而出现下降的趋势。
(作者单位: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文联)
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在由编辑、复制、发行三者有机联结的出版联合体中,编辑工作是出版过程的开端。有人说编辑部是出版社的发动机。作为出版工作中心环节的编辑工作是由编辑人员承担的,编辑人员的知识结构直接关系书刊的质量,虽然编辑人员有许多类别(以职责分有文字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以专业分有文艺编辑、古籍编辑、教育编辑、科技编辑、辞书编辑……;以媒体分有图书编辑、期刊编辑、报纸编辑……;以专业技术职务分有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之分,因而对其学识修养要求、知识结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但不同之处,主要不在知识结构方面,而在要求达到的程度不同。所以,知识结构的问题是提高编辑人员业务素质和出版物质量的一个主要问题。
编辑人员的知识结构,总的来说应是博与专的有机结合,即既专又博。人们把这种结构形象地比作T形知识结构,T的一横代表横通,即博学;T的一竖代表纵深,即专而精(《书籍编辑学概论》阙道隆、徐柏容、林穗芳著)。所谓博,是说编辑应有广博的知识,知识面越广泛越好,懂得的东西越多越好。这对编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因为编辑所编的书刊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来稿,没有很强的文化适应性是不行的,即使是固定编某一学科领域内的书,书稿所涉及的也决不会是仅仅限于本学科狭窄范围之内。何况并不是任何一个层次的编辑都只限于处理某一学科的书稿,同一个人也未必一生都只作有关某一学科书的编辑。再者,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学科间相互渗透,这更促使编辑知识要博。倘若缺乏广博的知识,就难以完成一个编辑应负的职责。对那些小的编辑部的编辑来说,一个编辑身兼数职,“博”尤其显得重要。
古人云:“观天下书末遍,不得妄下雌黄”(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而编者的职责就是要对书稿“下雌黄”的,编者不博学就难免“妄下雌黄”。古代尚且知此,何况科学、文化发达的今日;一般治学者尚且应如此,何况编辑。过去人们称编辑为“杂家”,一是因为编辑涉足百科,二是指编辑所具有的博学性。表明编辑需要广博的知识,需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知识。
当然,“学海无涯”,任何人也不可能学有止境。博学到无所不知、无所不通。但面对这种情况,决不能望洋兴叹、止步不前,不求其博;而应以“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的编辑职业意识出发,努力多学、博学不已。每位编辑都应从严要求自己,宁肯高要求而不低要求,只有博学才能把工作做好。在编辑、出版的实践中也往往是“法乎上者得乎其中,法乎中者得乎其下”,只有努力使自己的学识广博才能较好地胜任本职工作,所以博学是十分重要的。编辑的知识结构要求编辑既要有博的一面,又要有专的一面;要博中求专,以专促博。所谓专,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编辑人员要学有专长,专于某一门学科。有在某学科、某专业经过正规、系统的学习,具有了某学科、某专业的专门知识,初步具备了“专”的条件。从编辑工作实践来看,书籍编辑要编辑的是一部部书稿。这些书稿涉及各种不同的学科,编辑如缺乏专门知识,学无专长,又怎能编好这些书?一般来说,一个编辑在业务上必须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并在某一学科领域作过比较系统的研究,不仅掌握该学科的基本知识,还要了解该学科的发展趋势。二是要求编辑人员要专于编辑学,专于出版学。这是过去人们常常忽视的。这种“专”即是博于各种学科之上的专,又是所有编辑人员并不因人而异的“专”。编辑的专业化与职业化,使编辑人员不能不具有编辑和出版专业知识,20世纪80年代编辑学的兴起说明了这一点。长期以来,编辑工作仿佛是一种有一定文化的人都能从事的工作,无需多少专业知识就可以从事的工作。这就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区,忽视了编辑人员知识结构中还有更重要的“专”。即对不论从事何种、何学科编辑工作的编辑都应具备的“专”。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专”所以被人忽视,乃是长期以来编辑无学所造成的。既然连编辑学也没有,又怎能要求人们专于编辑学呢?现在编辑学已初具雏型,出版学也已起步,2002年5月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初、中级)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编辑人员不专于编辑学、出版学,那就落后于时代了。编辑人员即要研究编辑工作、出版工作的具体实践,也要研究编辑、出版理论,将编辑、出版工作实践的经验加以理论的概括、升华,又以科学的编辑学、出版学理论指导、发展编辑出版工作。无论是做好编辑工作还是要提高编辑工作,就都应该学习编辑学、出版学,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编辑学、出版学不同层次的专家。那么编辑人员为什么还要专于出版学呢?这是因为,编辑工作虽然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但编辑学与出版学并非全同概念。广义的出版学除了以编辑学为其核心外,还要研究使编好的书稿物化成为书籍的一系列工作,如版式、材料、印刷,以及发行推广、市场分析、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实践和理论。后面这些构成狭义出版学的内容,也都是与编辑工作密不可分的。虽然不同层次、不同职务的编辑人员对出版学专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编辑人员专于编辑学的同时,还都应专于出版学。这样,编辑人员T形知识结构中作为立柱的“专”就是由专于编辑学、专于出版学、专于某一学科而构成的。
总之,博与专结合而成的知识结构是编辑人员应有的T形知识结构。代表知识广度的博与代表知识深度的专,都是无限的,也是互为影响的。编辑人员要以专拓博,以博深专,使二者有机统一。时代已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人员要努力实践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向社会提供有价值文化产品,就必须拓宽和开掘自己知识结构的广度和深度,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当然,编辑人员除了具有基本的理论修养、扎实的专业训练、开阔的知识视野,还应具有良好的思维习惯、广泛的阅读兴趣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只有这样,编辑的文化素质才不会因知识的老化、思想的封闭而出现下降的趋势。
(作者单位: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