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察哈尔，当地耆老们常提到有过所谓哈伦乌苏的俄罗斯，哈丹苏莫的俄罗斯，柴尔图的俄罗斯，道云的俄罗斯等若干俄罗斯堂。所谓“堂”指得是基督教进行聚会和礼拜的建筑。他们所说的察哈尔的俄罗斯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弄清这一史事，对地方史的研究似乎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们从国内图书馆和某些个人手中看到不少民国年间察哈尔耶稣教区铅印的基督教书籍，认识到察哈尔俄罗斯堂的历史是关系到蒙古印刷出版史研究的问题。那些书籍的版权页上写着“瑞典蒙古传教团察哈尔商都马群旗哈伦乌苏耶稣教区出版”或“瑞典蒙古传教团察哈尔商都马群旗哈丹苏莫耶稣教区出版”。^①由此可见，耆老们所说的俄罗斯堂实为瑞典堂。把瑞典称作俄罗斯，可能是由于当时的人们把与俄罗斯人相像的外国人都当作是俄罗斯人的结果。弄清所谓察哈尔的俄罗斯堂实为瑞典堂，大大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于是，自2002年正月以后，我们做了收集有关资料，访问相关人士的工作。先后采访了其祖先与瑞典传教士有关系的原商都马群旗人布林朝克图、图吉玛、道尔吉、苏布德和在柴尔图耶稣教传教站工作过的策登拉希及其外甥女布彦格日勒，以及达茂联合旗的贺希格达赖等人，听到很多消息，并从道尔吉先生手中得到瑞典人所撰名为《与草原人共处的岁月》的回忆资料。该回忆资料是民国时曾在道云海尔罕耶稣教传教站工作过的玛尔吉思·珀森(Margith Persson，其因夫姓珀森，蒙古人略有些音变地称她为“贝太太”)在20世纪80年代来察哈尔访问时赠送的。其大概内容由在内蒙古大学学习的芬兰学生凯奇译成中文和英文后，被用作撰写本文的主要资料。下面将以采访所得和该资料为基础，略述清末民国时期瑞典传教团在察哈尔的概况。

在察哈尔的瑞典传教团全称为“瑞典蒙古传教团”。其最初到察哈尔地方的时间是在清末。1898年9月，瑞典蒙古传教团成员乔治·埃尼若斯(Georg Eneroth，男)、埃瓦·埃尼若思(Eva Eneroth，女)夫妇最早来到西蒙古(指包括察哈尔、绥远的地区)。他们弄清能否在蒙古地区传教后，便于当年12月返回瑞典。1899年10月，卡尔·赫勒伯尔格(Karl Hellbeg，男)、罗亭·赫勒伯尔格(Lotten Helleberg，女)夫妇和埃米尔·瓦尔斯特德(Emil-Walhstedt，男)作为瑞典蒙古传教团第二次的成员，经上海抵张家口进行传教活动。1900年6月，他们三人全被杀害，大概是遇到了起来反抗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1907年7月，瑞典蒙古传教团成员埃德温·卡尔伦(Edvin Karlén，男)、汉娜·卡尔伦(Hanna Karlén，女)夫妇来到察哈尔商都马群旗的塔奔乌拉(Tabun aγhla)地方，建立了第一个传教基地。塔奔乌拉即今乌兰察布盟化德县土城子乡特布乌拉村。^②《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地图集》(蒙文版)误写作“Töbaaγhla”。^③1908年夏，他们在察哈尔商都马群旗的哈伦乌苏(Qalaγun usu)地方又建立了一个传教站。哈伦乌苏即今乌兰察布盟化德县朝阳乡新围子村的哈拉乌苏地方。^④《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地图集》(蒙文版)误写作“Qarausu”。^⑤1909年4月4日汉娜·卡尔伦病故后，埃德温·卡尔伦返回瑞典。1910年，瑞典蒙古传教团成员马格纳斯·哈威尔马尔克(Magnus Havermark，男)来到哈伦乌苏，负责传教站的工作。1912年10月11日，格尔达·奥伦(Géda Ollen，女)教士从巴图布隆(Batubulung)地方来到哈伦乌苏。巴图布隆大概在包头市附近，那儿有传教站。1913年，来了一个名叫焦尔·艾利克逊(Joel Eriksson，男)的有医术的人。格尔达·奥伦和焦尔·艾利克逊两人在察哈尔长期居住，对传教工作竭尽全力。马格纳斯·哈威尔马尔克是个酷爱工作，有心计的传教士。他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来察哈尔后在蒙古地方游历，了解到蒙古人重视教育、医疗和书籍，便于1914—1918年间在哈伦乌苏筹建了一个小印刷所，1915年建了一所小学，并在1918年把塔奔乌拉传教站的小学迁到哈伦乌苏合办。虽然尚无在哈伦乌苏设立医院的明确消息，但从焦尔·艾利克逊是专职医生和1919年还来了一位名叫格里塔·尼尔森(Greta Nilsson)的护士来看，那儿也从事着医疗工作。印刷所的建立，使蒙译出版基督教书籍和编辑出版小学课本有了可能，并且开辟了在蒙古人中宣传基督教的道路。可是由于瑞典传教士们还不通蒙古语言文字，便请有文化的蒙古人来帮助。在哈伦乌苏，有伊克昭盟杭锦旗的根敦、镶黄羊群的恩克毕力格、台站蒙古的达希扎布等人从事翻译工作。他们是通晓汉文，被誉为“先生”的人，在为瑞典人当翻译的同时，做从汉文蒙译基督教经典的工作。据说，根敦先生率先将名为《传教行》的歌本和许多小经书译成了蒙文。以后，恩克毕力格、达希扎布也有选择地蒙译了《圣经》中的某些故事。《圣经》是基督教的最高经典，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组成。《旧约全书》是大约公元前6世纪时成书的犹太教著作。在基督教初步形成阶段，由于没有教经，作为基督教主力的希伯来人就把它用作教经，故被传为基督教原始文献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包括有天地的产生、古希伯来人的历史和文学等内容。《新约全书》是公元12世纪时成书的基督教教籍，其中包括有基督教传播者耶稣的行迹、基督教在古代的流传情况、各地方基督徒交往的著作和文学等内容。从19世纪开始，《圣经》便被译成蒙文。最初是由威利亚姆·色纳和伊德沃尔特·斯特里波尔斯从希腊文蒙译的，后于1846年在英国伦敦铅印出版。以后，俄罗斯蒙古学家波兹德涅也夫也把《圣经》从希腊语译成卡尔梅克语，1887年于圣彼得堡以托忒文出版。民国时，这两种译本也在中国出版过。可是我们尚未发现恩克毕力格、达希扎布等人从汉文翻译《圣经》故事时曾利用过这两种译本的痕迹。他们的蒙译经书，大概是从1920年开始在哈伦乌苏的印刷所印制的。据说，他们在夏季用牛车拉载经书发放。他们使用的印刷机虽然是制作简陋而落后的手工机器，但在当时的蒙古地方，就像是最先进的东西一样令人惊异。那机器和铅字大概是从上海的英国与外国圣经协会(Be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eiety)的印刷所搞来的，因为他们之间有关系。上海的那个印刷所从19世纪90年代起就铅印出版蒙文经书，而且民国时仍在继续出版。那儿出版的经书现存于国家图书馆。1920～1923年间是哈伦乌苏印刷事业的初级阶段，这期间出版了根敦、恩克毕力格、达希扎布等人从汉文蒙译的基督教经典。其中《旧约要义》(1920年)、《保罗行传问答》(1920年)、《天路历程》(1922年)、《天路之光》(1923年)等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到1924年，由于格尔达·奥伦、焦尔·艾利克逊等人已在哈伦乌苏工作了10余年，通晓了蒙文蒙语，便直接从英文等外文蒙译基督教经书。据回忆资料《与草原人共处的岁月》的记载，格尔达·奥伦从外文蒙译了《指路灯》等许多小经书。据说当时的印刷费用是由美国的一家基金会提供的。当时书籍的发行也很好，据说仅1926年就发行了7000册。从1924～1928年夏这段时间，是他们的出版事业相当发展的时期。当时，哈伦乌苏教区下设有乌尔嘎(Urγ － a)、柴尔图、道云海尔罕等几个传教分站，根敦、恩克毕力格、达希扎布等人被派到各分站工作。尽管如此，他们仍在继续翻译工作。特别是达希扎布，翻译得非常起劲儿，1925年转到道云海尔罕分站工作后，以道云海尔罕传教所的名义蒙译了许多经书。其中《赞美诗歌》(1924年)、《得福将军的传说》(1926年)、《教会问答》(1926年)、《苦恼的根源》(1926年)、《圣经问答》(1927年)、《充量施予论》(1928年)、《为神意作见证的故事》(1928午)、《新约要义》(1928年)等书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焦尔·艾利克逊当时仍在哈伦乌苏工作，主要负责印刷事务并着重于从外文蒙译经典的专门工作。格尔达·奥伦因系专职教士，在指导各分站工作的同时也从事翻译工作。在哈伦乌苏出版的不仅是基督教经典，还有学校教师们自己编写的小学课本。其中《初学启蒙教科书》(1926年)、《初学算术课本》(1928年)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在那儿的小学里，有翻译恩克毕力格、商都马群旗的邦杰等蒙古人任教，1919年，从瑞典来的一位名叫胡尔达·威克伦特(Huld Wiklund，女)的教师负责管理校务。从他们出版的书中可以得知，他们给入学的牧民子女教语文、算术、道德等课。

瑞典蒙古传教团察哈尔商都马群旗哈伦乌苏耶稣教区是当时蒙古地区的耶稣教传教中心，并且下设好几个分站。乌尔嘎(现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分站设于1919年，正白旗的柴尔图(现今镶黄旗那仁乌拉苏木所在地柴日图)分站设于1922年，正白羊群的道云海尔罕(现今正蓝旗伊和海尔罕)分站设于1924年。^【1】此外还有商都马群旗的塔奔乌拉、阿达根布拉格(现今镶黄旗新布拉格苏木哈夏图嘎查阿达根布拉格)等地好像也有分站。^【2】这些分站也叫“传教所”。在乌尔嘎和柴尔图各有一所有30多名学生的小学和医院。在道云海尔罕没有小学，有医院。在这些分站和教区工作的医生、护士和教师们是瑞典蒙古传教团的人和为他们服务的蒙古人，并且常在教区和分站间移动工作。此外，每个站还办有帮助无生活依靠的孤儿和寡妇的福利事业。^【3】

截至1927年，由于汉族农民日益涌入哈伦乌苏附近，盗贼增多，当地的蒙古人因生存受到威胁而陆续迁走，结果牧民的人口更加减少。哈伦乌苏耶稣教区出于无奈，为迁到蒙古人口似乎多些的地方居住并传教而选定了东北百余里外的哈丹苏莫(现今镶黄旗哈音海尔瓦苏木哈登苏莫)地方。是年，从哈丹庙(建于清代的黄教寺庙，据说1927年时只有3个喇嘛)买下了大殿，并于1928年夏在哈丹庙东南面增建了宿舍、校舍、医院和印刷所等房屋后全部迁到那里。后来在1935年又建了一座礼拜堂。瑞典蒙古传教团察哈尔商都马群旗耶稣教区从哈伦乌苏迁到哈丹苏莫以后，指导各分站的工作，抓紧进行传教活动，并且着重抓了蒙译出版基督教书籍的工作。那儿的工作由焦尔·艾利克逊主持，他的助手是维温·阿尔姆屈斯特(Vivan Almqvist)。焦尔·艾利克逊是医生，也是懂多种语言的好翻译和有印刷技术的人，他同时做这些工作。印刷所有一台旧印刷机，据说与在哈伦乌苏使用的机器一样落后。1929年，从瑞典来了一位名叫安德尔斯·马尔提松(Anders Marthinson，男)的新人。他向焦尔·艾利克逊学习印刷技术，致力于选译并出版《圣经》故事的工作。不久，他专门负责印刷所的工作后，焦尔·艾利克逊便专心于翻译经典的工作。

1935年，焦尔·艾利克逊受英国和外国圣经协会的委托，承担了从英文蒙译基督教四经典的任务后，于1937年将哈丹苏莫耶稣教区的全部工作交给安德尔斯·马尔提松，自己到张家口与道云海尔罕传教所的达希扎布一起开始了蒙译《圣经》全文的工作。同年，迁到道云海尔罕继续翻译时，格尔达·奥伦也加入合作。1935年阴历十一月，日军侵占察哈尔^⑥以后，瑞典传教团在察哈尔的全面工作遇到了障碍。1942年，道云海尔罕传教所的工作停止了。1943年2月15日，柴尔图传教所的负责人保罗·乔治·斯文森(Paul — Georg Svensson)突然被日军以进行间谍活动，向苏联报告察哈尔的日方情况为由逮捕监禁，结果柴尔图传教所的工作也停止了。据策登拉希老人回忆，当时有10余人被捕，其中有策登拉希的养母南杰(也是他的姑姑，根敦先生的妻子)。策登拉希被藏在畜棚里才幸免于难。后来他寻访母亲到了张家口，为使母亲出狱，自己代替母亲被关了1个多月。其实，这次搜捕是别有用心的诬陷。虽然被捕者最终全都获释，但已给察哈尔的瑞典传教士们以沉重的打击，以致1944年时哈丹苏莫耶稣教区的工作也停止了。瑞典传教士在移居到哈丹苏莫的16年里，蒙译出版了多部基督教书籍。在那儿的印刷所里工作过的蒙古人有德勒格仍贵、翁嘎赉、色老头儿(其名不详)等。所印书中《信耶稣得救的故事》(1924年)、《圣经问答》(1929年)，《赞美诗歌》等现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某些个人手中。哈丹苏莫还有他们开办的小学，有蒙古人色德纳(Sedn — e)等任教。

瑞典蒙古传教团的人退出察哈尔地方后，住在北京和张家口从事宗教活动，偶而也返回察哈尔的原根据地传教。他们仍继续着翻译基督教书籍的工作。焦尔·艾利克逊于1937年开始的《圣经》翻译持续到1948年，格尔达·奥伦、安德尔斯·马尔提松、斯堪的纳维亚联合传教协会的天才传教士斯图尔特·贡泽尔(Sturt Gunzel，女)、察哈尔的林钦道尔吉等人曾参与协助。1948年，他们从张家口动身乘小汽车回国，途中为躲避劫掠，选择似乎太平的道路前行，曾在茂明安旗名叫达尔架(Darja)的地方过冬。1949年春，焦尔·艾利克逊直接返回瑞典。格尔达·奥伦、林钦道尔吉、安德尔斯·马尔提松、斯图尔特·贡泽尔等人经兰州抵达香港。瑞典蒙古传教团的其他成员于1950年离开中国。格尔达·奥伦等人到香港后，完成了《圣经》的翻译，由安德尔斯·马尔提松和林钦道尔吉两人主要负责，于1952年铅印出版了《新约全书》。现今镶黄旗的布林朝克图先生手中有该书一部。

在察哈尔工作过的瑞典蒙古传教团成员约有40人左右。为他们服务过的耶稣教蒙古信徒也有不少。下面介绍一些主要人物：

乔治·埃尼若斯(Georg Eneroth，男)、埃瓦·埃尼若斯(Eva Eneroth，女)——1898年9月来到西蒙古，做了宣传耶稣教的最初工作，同年12月返回瑞典。

卡尔·赫勒伯尔格(Karl Helleberg，男)、罗亭·赫勒伯尔格(Lotten Helleberg，女)、埃米尔·瓦尔斯特德(Emil Wahlstedt，女)——1899年10月13日从上海来张家口进行传教活动，1900年6月被杀害。

埃德温·卡尔伦(Edlvin Karlén，男)、汉娜·卡尔伦(Hanna Karlén，女)——1907年7月来到察哈尔商都马群旗塔奔乌拉地方，建立了第一个传教基地。1908年夏，在哈伦乌苏地方又建了一个传教站。1909年4月4日，汉娜·卡尔伦病故后，埃德温·卡尔伦返回瑞典。

马格纳斯·哈威尔马尔克(Magnus Havermark，男)、西格尼·哈威尔马尔克(Signe  Havermark，女)——马格纳斯·哈威尔马尔克于1910年来到哈伦乌苏，负责传教站的工作。1914-1918年间筹建了哈伦乌苏的印刷所。1915年，建立了哈伦乌苏的小学。1922年，负责建立了正白旗的柴尔图传教分站。西格尼·哈威尔马尔克是小学教师，在哈伦乌苏的小学任教，后于1923年转到乌尔嘎的小学任教一年。1924年，返回哈伦乌苏工作。同年与马格纳斯·哈威尔马尔克结婚，两人转到柴尔图传教站工作。1928年，两人返回瑞典。

格尔达·奥伦(Gerda ollén，女)——1912年10月从巴图布隆地方来哈伦乌苏工作。1920年，转到乌尔嘎工作。1924年12月，参加建立道云海尔罕分站的工作，在那儿呆了数月。1925年夏转到柴尔图站工作。1928年回国一次。1937年，到道云海尔罕帮助焦尔·艾利克逊，与达希扎布一同参加了《圣经》的翻译工作。1941年，转到哈丹苏莫耶稣教区，一直工作到1944年那儿的工作停止。后在北京居住。1948年，曾率6人再次到蒙古地方传教，还去凭吊过旧日的基地。1949年赴香港。

焦尔·艾利克逊(Joel Eriksson，男)——1913年来哈伦乌苏工作。因系医生，蒙古人称他为伊大夫。参与筹建哈伦乌苏的印刷所并主持该所的工作，从1924年开始，从外语蒙译基督教经典。1928年主持完成了把耶稣教区从哈伦乌苏迁到哈丹苏莫的工作。1930年春，与妻子安妮(Annie)和四个孩子一起回瑞典后，于秋季返回。负责哈丹苏莫教区的工作到1937年。此后主持《圣经》的翻译，居住在张家口和道云海尔罕等地。1949年回国。^【4】

格里塔，尼尔森(Greta Nilsson，女)——1919年来到哈伦乌苏做护士工作。1920年，转到乌尔嘎工作后，于1924年病故。

胡尔达·威克伦特(Huld Wiklund，女)——1919年与格里塔·尼尔森一同来到哈伦乌苏，做小学教师工作。1923年秋，转到柴尔图的小学任教。以后情况不详。^【5】

格特鲁德·福尔克(Gertrud Falck，女)——1921年到乌尔嘎传教所工作。1924年12月，转到道云海尔罕工作。1927年，返回瑞典。

丹格妮·南辛(Dagny Hansen，女)——1923年到乌尔嘎传教所工作。1924年12月，转到道云海尔罕。1925年夏回国一次。1930年，转到柴尔图传教站工作。1941年，转到哈丹苏莫耶稣教区工作。以后情况不详。

马格纳斯·伯焦克伦特(MagnusBjöklund，男)——1924年从乌尔嘎来到哈伦乌苏工作。以后情况不详。

根敦、南杰——根敦是伊克昭盟杭锦旗人。其兄人称拉拜团长，也是个相当有名望的人物。因家境颇富，根敦自幼知书达礼，曾到许多地方游历并工作。他在包头的耶稣教传教所工作时与南杰相识并结婚。南杰是察哈尔镶黄牛群人。他们两人可能是在1920年前来到哈伦乌苏耶稣教区，根敦当翻译，南杰做接收蒙古信徒的工作。1922年，他们两人转到柴尔图传教所工作。1940年根敦去世。柴尔图的工作停止后，南杰留在家乡当牧民，1969年去世。南杰过继的侄子策登拉希(1919—)小名叫朗塔嘎尔，20岁起随柴尔图的瑞典医生学医。瑞典人离开柴尔图后，他仍用瑞典人留给的药继续行医多年。后来参加了革命。现已退休，在锡林浩特市居住。今年84岁。

恩克毕力格——察哈尔镶黄羊群人。在哈伦乌苏耶稣教区当翻译和小学教师。1923年转到乌尔嘎分站的小学任教一年。1924年返回哈伦乌苏任教，以后转到柴尔图站的小学任教。1933年10月5日，柴尔图传教所突然遭到苏美龙匪众袭击，恩克毕力格被匪徒追赶骑马逃跑时遇到国民党军队，当他跑向军队求救时，被对方误作是率众冲锋的匪首而击毙。他的头被割下来悬挂在张北县城城门上示众。大约1个月后，他的无头裸尸被从荒野找回，于11月29日安葬。

达希扎布——张家口岭北大青沟台站人。在哈伦乌苏耶稣教区任翻译。1925年夏转到道云海尔罕传教所工作，在那儿工作到1937年，做翻译基督教经典的工作。以后情况不详。

邦杰——察哈尔商都马群旗人。原在哈伦乌苏的小学任教。耶稣教区迁到哈丹苏莫以后，仍在那儿的小学任教，还到柴尔图和道云海尔罕分站主持工作和任教。其子色德纳也在哈丹苏莫的小学任教。

经吉祥、吉格扎布——曾在柴尔图传教所的小学任教。

斯文·斯卡尔斯焦(SvenSkallsjö，男)、埃尔莎·斯卡尔斯焦(Elsa Skallsjö，女)——埃尔莎·斯卡尔斯焦、斯文·斯卡尔斯焦分别于1922年、1923年来到哈伦乌苏。1923年秋，两人转到柴尔图传教站工作。1925年夏转到道云海尔罕传教站。1928年又转到柴尔图。1930年2月3日，斯文·斯卡尔斯焦病故后，埃尔莎·斯卡尔斯焦回国。1933年2月，又来到柴尔图工作。1935年，再次回国后，又到道云海尔罕短暂工作，以后回国。

维温·阿尔姆屈斯特(Viven Almqvist，女)——1926年来哈伦乌苏耶稣教区工作。1928年夏随教区迁到哈丹苏莫后，在那儿工作到1944年。以后在北京和张家口居住，大约于1950年回国。^【6】

特奥多·奥伦(Teodor ollén，男)、玛嘉·奥伦(Maja ollén，女)——1925年来柴尔图传教所医院工作。1926年5月11日玛嘉·奥伦病故。1930年2月12日特奥多·奥伦亦病故。据策登扎布老人说，他们两人是来柴尔图后才结婚的。他们曾被国民党某军队带去治疗一种很厉害的传染病，结果被传染致死。

安德尔斯·马尔提松(Anders Marthinson，男)、斯万·马尔提松(Svea Marthison，女)——安德尔斯·马尔提松于1929年来哈丹苏莫耶稣教区，在印刷所工作。1930年转到柴尔图，于1933午建起了柴尔图的新礼拜堂。其妻斯万·马尔提松于1931年来柴尔图。1936年两人回国一次。1937年返回哈丹苏莫耶稣教区后，安德尔斯·马尔提松成为教区负责人，在那儿工作到1944年哈丹苏莫教区停止工作。蒙古人管他叫马牧师。离开哈丹苏莫以后，在北京和张家口居住，协助蒙译《圣经》的工作。1949年赴香港，完成《圣经》的蒙译，并与林钦道尔吉一同于1952年出版了《新约全书》。

埃尔莎·本特森(Elsa Bengtsson，女)——1933年来柴尔图的小学任教。瑞典蒙古传教团退出察哈尔以后，她居住在北京和张家口，1948年随格尔达·奥伦再次到蒙古地区传教。大约于1950年回国。

保罗·乔治·斯文森(Paul — Georg Svensson，男)、勒格伯格·斯文森(Lngeborg Svensson，女)、弗里德波格·斯文森(Frideborg Svensson，女)——1934年他们来柴尔图传教所工作。保罗·乔治·斯文森后来成为柴尔图传教所的负责人，因此蒙古人称他为斯牧师。1943年2月15日，日本侵略者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将他逮捕监禁。1945年5月，他被转到张家口关押，后获释。勒格波格·斯文森、弗里德波格·斯文森和一个名叫索梯·贝格尔特(Sotio Bergeld，女)的人在1943年最后离开柴尔图传教所。以后居住在北京和张家口，1950年回国。

福克·珀森(Folke Persson，男)、玛尔吉特·珀森(Margith Persson，女)——两人分别于1935年夏和1936年8月来道云海尔罕传教所工作，直到1942年那儿的工作停止。以后到北京，大约于1950年返回瑞典。玛尔吉特·珀森曾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数次来察哈尔访问。

玛嘉姆·威德波格(Marjam Wideberg，女)、赫尔曼·托斯腾森(Herman Torstensson，男)、埃斯特·托斯腾森(Ester Torstensson，女)——1930年来哈丹苏莫教区工作，数月后回国。

埃德温·伯赫林(Edvin Bohlin，男)、伯吉塔·伯赫林(Birgitta Bohlin女)、安娜·利萨·索色尔(Anna - Lisa Thorsell，女)、保罗·埃里克森(Paul Eriksson，男)——是瑞典蒙古传教团从察哈尔退出到北京和张家口后有时到蒙古地方传教的人。原在何处工作不详。

林钦道尔吉——察哈尔商都马群旗人。给瑞典蒙古传教团当翻译。1949年与安德尔斯·马尔提松等人一同赴香港。1952年与安德尔斯·马尔提松在香港共同铅印出版了蒙文《新约全书》。

瑞典蒙古传教团来蒙古地区有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原因，并且有明确的目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朝政府签订的众多不平等条约中定有外国基督教教士可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且其权益应受到保护的条款。例如，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有“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一体保护”。^⑦此后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1844年7月3日)、《中法黄埔条约》(1844年10月24日)、《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6月13日)、《中美天津条约》(1858年6月18日)、《中英天津条约》(1858年6月18日)、《中法天津条约》(1858年6月27日)、《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4日)、《中法北京条约》(1860年10月25日)、《中美蒲安臣条约》(1868年7月28日)、《中葡北京条约》(1887年7月12日)等都定有《传教条约》。这就是瑞典传教团毫无阻碍地进入蒙古地方的历史条件和原因。瑞典是北欧的一个王国，主要宗教是在16世纪时宗教改革运动中从天主教分出并形成的“新教”。它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并且从1527年开始传入瑞典成为国教。另外两大教派天主教和东正教在瑞典不大有地位，并且信徒数还不到全部人口的10％。国王是宗教的最高领袖，^⑧故政教事务关系密切。瑞典政府向中国派遣传教团是为了通过基督教的传播从中国获得某种权益。可是，从宗教组织方面来说，基督教被视为最圣洁的信仰，人类唯一的救助。瑞典蒙古传教团由新教徒组成，在中国新教被叫作基督教或耶稣教，因此瑞典蒙古传教团把传教基地叫作耶稣教区或传教所。该教派把建立医院、学校、孤儿院等方式使社会上的人们得到“博爱”作为自己的事业，以此来获得社会上更多人的信服，以期兴盛宗教。瑞典蒙古传教团在察哈尔的50余年里，正是以宗教的目标工作的。他们办学校，给不少牧民的孩子教书，介绍文明。设医院，给牧民治病，对防治严重威胁人们健康并造成思想负担的梅毒、疮疥等传染病起了重要作用。他们非常尊重蒙古人的语言文字，给学校的孩子们教蒙文，从不要求他们学瑞典语。为了让人能用蒙文阅读宗教经典，蒙译印行了许多基督教的书籍。他们从1914年起创建的蒙文印刷所，不仅是民国年间察哈尔最早的专门印刷所，而且开始使用蒙文铅字的时间要早于国内1922年特睦格图创制蒙文铅字。值得重视的是，他们从事的蒙文印刷工作为民国年间国内蒙文铅字印刷提供了可能的技术和经验教训，推动了这项事业的发展。此外，他们把哈伦乌苏、哈丹苏莫、乌尔嘎、柴尔图、道云海尔罕等传教基地的实际情况和传教团的主要成员以及蒙古信徒们拍成照片保留下来，使之成为现今罕见的历史资料。瑞典蒙古传教团虽然未能使基督教在蒙古人中广泛传播，但在察哈尔的50余年里，他们牺牲了若干成员，耗费了巨额经费，艰苦地工作，给察哈尔蒙古人留下了和蔼可亲，关怀热爱的美好印象。最重要的是，他们给蒙古人介绍了西方文化，使其了解了科学，为瑞典和察哈尔的人民建立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他们所做的一切，应成为不可忘却的历史记忆。^【7】

参考文献

①见《新约全书》(蒙文)，察哈尔商都马群旗哈伦乌苏耶稣教区，1928年；《赞美诗歌》(蒙文)，察哈尔商都马群旗哈丹苏莫耶稣教区，1936年。

②④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地名委员会编《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地名志·乌兰察布盟分册》第246--248，250—251页，1987年。

③⑤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测绘局编《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地图集》(蒙文版)第123—124页，1987年。

⑥正兰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正兰旗文史资料》(蒙文)第2辑第104—105页，1985年。

⑦[韩]李宽淑著《中国基督教史略》第16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⑧宗教研究中心编《世界宗教概览》第607—610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忒莫勒译自《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2年第3期。

译者注：

1929年11月，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曾到过察哈尔瑞典蒙古传教区，在其《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一书(徐十周等译，《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瑞典东方学译丛》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有相关记述，现择要摘录，分注于下，以补充本文之不足。

【1】第329页将“道云海尔罕”简称为“道云”，并音译为“多音”。称该传教站的创始人是斯卡尔斯焦先生，“他在1925年移居到这个林木茂盛的山谷，同年5月，他把这座传教站交给布罗姆屈斯特和卡尔松小姐管理，他们两人隶属于五旬节复兴者运动，这个组织在河北省有18名传教士。两位女士在此经历了许多磨难，她们被土匪袭击多次，财产也被抢劫一空。”

【2】阿达根布拉格(又译写作阿提肯布鲁克)传教站不是瑞典人开办的。第326页载：“山脚下，平伸出两片小湖。附近有一座12顶蒙古包组成的小村阿提肯布鲁克。1929年5月，挪威人在这里建立了艾宾涅撒尔传教站。传教站的主人卡尔·B·奥尔逊夫妇是一对挪威裔美国人。卡尔·B·奥尔逊先生给人的最初印象是一位有能力又有事业心的人，他的谈吐如《圣经》一样坦率。和在所有的传教站一样，我们得到了没完没了的咖啡款待。”另外，在“位于多伦西北西170公里处”的“高尔察罕”也有瑞典传教站。“这里有一大群瑞典侨民：斯卡尔斯焦夫妇和他们的3个孩子，奥伦博士——他是一名内科医生，和丹格妮·南辛小姐。”第330页载，在“奈曼乌尔”也有瑞典传教站，主持人是胡尔达·威克伦特小姐。

【3】第327页载：当时高尔察罕收容有40个孩子，卡丹寺(即哈丹苏莫)有15个，多音(即道云海尔罕)有10个。

【4】第324页载：“卡丹寺(即哈丹苏莫)是一座小庙，它坐落在小山脚下，已经被喇嘛们废弃多年。艾利克逊把它作为自己的传教站，站名依然用小庙的名字。他重新整修了内部，向周围的居民宣讲基督教教义，用自己的智慧和机智向喇嘛教挑战。如今，艾利克逊用自己的双手使这些白色的小房成为这一游牧地带的瑞典传教士基地。艾利克逊、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以及他的妻妹——一名训练有素的护士维温·阿尔姆屈斯特就住在其中一座小房中。在这些房子里，我们还发现了诊所、药房、慈善院和一间客房。还有学校、教堂以及仆人们的寓所。艾利克逊的一天非常忙碌。他要做建筑师、房屋装饰师、铁匠、汽车修理工、花匠、内科医生和传教士。稍有空闲，又要为瑞典的博物馆搜集标本，购置蒙古人发掘出来的史前文物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插手每一件事情，并且总是很愉快、自愿、友好地做着这一切。蒙古人都喜欢他，经常找他看病。而他也总是一视同仁地帮助他们。健壮的蒙古人中最常见的疾病是梅毒。目前，这种病使人口大量减少，艾利克逊便驾驶着汽车到处寻访病人。他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传教士布道的范围。与蒙古人的亲密交往，使他在这一地区声望很高，甚至土匪也不去骚扰他。在寻访病人时，他曾几次遇到土匪，但土匪认出他后，便立即放行，因为他们也要找他治病。前不久，一名年轻女人驾驶艾利克逊的汽车遭到土匪的袭击，车子几乎彻底完蛋，当歹徒们发现自己冒犯的是艾利克逊时，他们几乎绝望了。有时，强盗们也会光顾卡丹寺，每逢这时，主人便会热情地接待他们，不用担心，这些人绝不会拿走任何东西。”

【5】第330页载，当时胡尔达·威克伦特是“奈曼乌尔”传教站的主人。“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独自一人在这广袤的土地上以乐观的心情从事一项高尚的工作。她办起学校，将知识传授给一大群蒙古孩子。她为当地人看病，用自己的医术使他们恢复健康。她爱这里的人，这里的物，更爱成群的牲畜，并戏称自己是一名动物传教士。”

【6】第324页载，维温·阿尔姆屈斯特是焦尔·艾利克逊的妻妹，是个“训练有素的护士”。

【7】据斯文·赫定的记述，从1927～1935年间，至少有20余名(或者更多)，察哈尔蒙古人参加了他所领导的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探险活动，担任向导、牧工、仆人、司机、翻译等工作。他们忠于职守，吃苦耐劳，不畏艰险，为人类科学史上这次伟大的科学考察活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其中赛拉特、墨林、玛泰喇嘛、巴图等数人还因表现卓越，荣获瑞典国王颁发的金质和银质奖章。他们能参加这些科学考察活动，显然与活动在察哈尔蒙古地区的瑞典传教士的影响和介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