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召开的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全面启动了在全国续修第二轮新方志的伟大事业。鉴于第一届新编志书开始时理论准备不足的状况，志人们特别重视新一届修志的理论研究，召开各种续志理论研讨会，出版续志的理论著述，撰写续志理论文章，掀起了续志理论研究的热潮。百家争鸣，高论倍出。我认为，归纳起来，在续志中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续志为重修。是重修还是编修第二届新志，关系到对第一届新志总体估价问题。我认为，第一届修志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不仅编修出了6000多部三级志书，而且总体质量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并不乏精品佳志。质量差、需要重修的是极少数。所谓重修，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际中也讲不通。有学者说旧志没续修都是重修。他没有说旧志基本没有二十年修一次的，更没见过修十年八年内容的。清朝天津有三部县志：乾隆《天津县志》(1739年)，同治《续天津县志》(1870年)，宣统《天津县新志》(1911年)，虽是重修，也非照套，其中“艺文”就只存目和介绍。

第二，续志基本沿用首届志书模式。认为新志志体大体定型了，担心创新会违反志体。诚然，定型化是一种成熟的标志，但定型化也有另外一面，即为懒惰者提供了平庸套用的借口。而且所谓定型也是相对的，与时俱进的。志书的主要要素是：内容的全面性，体裁的多样性，结构的门类性，记述的直书性等。只要不违背志书的主要要素，其志书体式完全可以变革；何况任何一种书体，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而且任何模式的僵化，都必然失去生命力。

第三，续志要创新。有的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继承，生怕别人忘掉继承。我认为，续志上的主要矛盾，不是不继承，而是不创新。因为继承是轻车熟路，容易得多；创新是重车生路，困难得多。特别是，不是小打小闹的新，而是大刀阔斧的创，困难会更多，不但要有胆识，而且要有才识，更要有创意思维。黑格尔曾经说过：“如果思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思维抽象的同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宣称思维是一种最无益最无聊的工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是地方志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高贵品格。

(一)传统志书的发展、完善、兴盛，是在继承中，更是在创新中实现的

(二)新编志书有对传统方志的继承，更是对传统方志的创新

弹指一挥间，我们的方志事业已经走过了20年。20年，也就是两个年代。整整一个80年代和整整一个90年代。这两个年代，对于国家来说，是属于改革开放事业；对于新方志来说，却是属于开创事业!

“百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回想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地上新编志书这个行当才刚刚出现；如今，放眼全国，已经是10万大军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扯满了征帆，赢得了方志大潮中“连天展尽金芙蓉”的可喜局面。这个可喜局面，就志书而言，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得来的。

一、方志事业的继承和创新

编修地方志是老传统新工作。从老传统来说，新编志书就有继承问题；从新工作来说，新编志书就有个创新问题。

对修志20年的概况，我曾总结了六个“三”。一是三次启动，形成高潮。为了继承和发展中国的修志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的修志工作，有三次启动，50年代发动过，60年代启动过，终于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正式形成高潮。这次20年的修志盛况，其规模之大，参与人员之多，成果之丰，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无法相比的，已出版的三级及三级以外的志书，比历史上遗存的志书总和还要多。这是继承，更是创新发展。二是三层机构，实施修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是对全国修志进行指导的机构。具体实施修志的，是在政府直接领导下的省地县三层修志机构。历史上，也曾设立过某种名目的修志机构，但是从党中央到地方层层设立，完善健全，权威有力，在全国形成了修志机构网络，这是过去任何朝代所没有做到的。这是继承，还是创新?三是三级志书，作为主体。除了省、地、县三级主体志书外，也编修了数量可观的部门志、企业志、乡镇志、山河志和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情资料书，从天津的情况看，三级志书以外的志书类，要比三级志书多5至10倍。历史上也有通志、综合志以外的杂志，但种类决没有现在多。四是三新原则，新的特色。所谓三新，就是新观点、新材料、新体例；所谓新的特色，主要是科学性、著述性和资料性。这些方面，除了在体例、资料上有继承之外，更多的是创新之笔。五是三种力量，三力合一。我们编修新方志，依靠的是行政力量、学术力量和社会力量，从而保证了任务的有效完成；这同旧志主要靠学者编修有了很大的不同。六是三苦精神，默默奉献。新时代的方志人，在修志事业中表现了甘于清苦、辛苦、艰苦的精神，这既有旧方志家传统的风范，更是当代人所凝铸的新时代之魂。

纵观20年的修志征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次修志，基本上是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20年改革，成绩辉煌；20年修志，硕果累累。这20年，我们开创了一项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生产了一批产品，弘扬了一种精神，树立了一种形象。

二、方志观念的继承和创新

谈新编志书的继承和创新，就不能不谈方志观念，没有方志观念的变化．就没有新方志的创新。

首先，关于方志指导观念。历史上的方志学家公认：方志是“官书”，它代表了官方意识。新方志在“官方”的认识上，大家也取得了共识。在“官书”的指导方针上，旧志书讲秉笔直书。新方志却定位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新方志的指导思想内涵，是旧志根本无法做到的，因此新编志书比旧志更具权威性、科学性、真实性。

其次，关于方志的功能观念。新方志继承了方志“资政、教化、存史”的三大功能。在此基础上，由于我们深深挖掘了志书的表现内容，大大拓展了志书的传播空间，因此，使志书又增加了服务(经济)科研和交流的功能。志书从过去的闭塞状况，如今已经融进了社会活动的大潮。注重社会效益，讲究经世致用，作为文化资源，成了新编志书最显著的标志。

再次，关于方志的属性观念。志书是什么书?通常认为是资料书，是“一方之全史”，是“地方百科全书”。当然这是对的。但是对新编志书来说，只把它当作资料书是不够的，还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著述。因此我们从开始，一方面强调资料是志书的生命，强化志书的资料含量；另一方面又强调志书的著述性，提高志书的著述档次，学术品位，使新编方志成为以资料见长的著述之作，从而登上社会科学著作的殿堂。

最后，关于方志的学科观念。关于方志的学科属性问题，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至清代形成了地理学派，历史学派等学术派别。前些年，为地方志列出的学科就更多了：什么社会学、档案学、民俗学等。我认为，地方志应该是地方志学科。

1994年在重庆召开全国方志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我提出了要建立新方志理论体系和方志学科。经过几年，对于建立方志学科问题，不仅方志界取得了共识，而且学术界也没有异议。这个观念的转变，会带来方志编修实践上的革命性变化。

三、方志体式的继承和创新

应该说，第一批新方志在体式结构形式上，对旧志的继承是较多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新方志在形体上就没有什么创新，或者创新就较少。不是的，新方志在体式创新上，既有微观的，又有中观的，还有宏观的。而且这种创新是发展的，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中期，与90年代末期出版的志书，在体式上就有不小的变化。可以说，继承是有限度的，创新却是没有止境的。

比如方志的体裁。旧志的体裁是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体为主。新方志也是诸体并用，以志体为主。新方志在继承上述诸种体裁的同时，很多方面又都有所创新。拿述体来说，旧志中的述体产生的比较晚，而且运用得也不充分。新编志书的述体既普遍又充分。不仅都写了“概述”，而且进一步发展，还写了“总述”和“综述”，以及无题小序，天津普遍采取了三级梯形述，增强了志书的整体性、纵贯性和著述性。

再以图为例，旧志中主要是地域图。新地方志除有地图之外，还有照片；除有随文黑白照之外，还有彩色照片；除有一般照片之外，还有卫星照片等，特别是把图照这种志书的附设体裁，发展咸一种照片为体裁的志种，象我们编辑出版的《天津通志·照片志》、《李叔同——弘一法师影志》，都深受领导、专家和志人的好评。

还有附录，旧志一般附在志后，新志不仅有志后附录，还有随编章之附；而且进一步发展创新，设了附章、附编。《天津通志·人防志》，把日伪的防空、国民党的防空，都作了附编处理，受到上级部门好评，并予推广。进而我们又把附体发展成一个志种。我市的租界，作为通志的一个分志，由于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有的专家不同意，作为通志的附录，百十万字又太长，另外的专家又不同意，最后定为《天津通志·附志·租界》，各方专家都予认同。

附的创新，不单是形式的变化，而且还标志着事物性质上差别。新方志“有约而同”地把汪伪政权放在附录中，说明它是非法统治的汉奸政权。理应打人另册。

除了对旧志体裁的创新以外，新方志还创造了一些新的志书体裁。如考、辩、略等，这里不赘述。

再如，志书的结构。旧志讲究“三宝体”或几大块平头列志。新志采用的是更具有著述性的篇章节体，而且编法不断变化，初期出版的新方志，一般采取大编法，设地理、社会、经济、城建、交通、政治、文化、人物等八大篇，台湾有的学者主张志书采取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六篇体”；后来又采取小编法，一般分为三十几块。板块的增加，改变了“千志一面”的雷同，更便于在篇目上突出地方特色事物。我市《南开区志》在谋篇构体上，既改变了原来以事物隶属关系的立篇法，又改变了以事物类型的立篇法，并改变了以大中小量化标准的立篇法，采取以事物的性质立篇，设置了“南开精华”、“厢风卫俗”、“文明新风”等特色篇。

四、方志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伴随着新方志的编修实践活动，方志理论的研究空前活跃。在旧有的方志理论基础上，很多方面都有了重大创新、突破。

其一、方志不是单纯的资料汇集，而是一种学术著述。

其二、既然是一种著述，就不能绝对的“述而不论”，主张在述体中有画龙点睛之论；在志文的记述中寓含着编纂者的立场、体现着编纂者的观点。

其三、所谓“横排纵写”，即横排编目、纵写史实，但又不是绝对的。我们认为不分历史阶段，不分事物性质，一律横分篇目的做法是不科学的，提出要根据事物的不同情况，可以“宜横则横，宜纵则纵。”

其四、关于“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要求，我们体会，在实践中很难做到。即使是实现了也不见得是个好事。它的最突出的缺陷是：大、全、平、同，势必造成千志一面，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曾经提出志书要修成小同大异而不能大同小异，就是为了改变平、同的面貌，并且把横纵的两个法则改为“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

其五、“事以类分，类为一目”的谋篇原则，不能是僵死的。中指组下达的《关于新县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草案》指出：“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性大，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综合分析，抓住地方特点，努力反映本地区各种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防止一般化。”为此，不少新方志对特殊事物采取了“升格”处理法，突破了事以类分的原则。进而，我们从逆向思维出发，又提出了：“类以事聚，事为一目”的理论。并在此指导下，创造出了新志书的特色编章，受到专家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其六、坚持“生不立传”的规则，但是不排除生人入志。新编方志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此都有突破。一是志文中，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加大志书人物的容量，一改旧志见物不见人的通病；二是在人物编中，将生人作简介或入表、录。开始有的专家对志书中对在世人物作简介不赞成，后来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也转变了看法，认为这是新编志书的又一创新。

五、方志手段的继承和创新

地方志编纂手段上的现代化，可以说是志书所有创新方面的最大创新。数字化、网络化，极大地方便了地方志的编修、保存、传播和应用，这对文字志书，是一次大的革命。有的人因此甚至说，电子版志书要替代文字版的志书。其实替代是不可能的。文字版志书也有其优长，物化的志书更具体，更实在，更具立体感，更加形象化。志书除了应用功能之外，还具有审美的意义。所以传统的文字载体志书，不但要出，而且要继续出好，要做到印刷质量高，装帧设计美，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达到精品的高标准。

对方志的继承和创新，在理论上有两种提法，一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我们的提法是：在创新思想指导下去继承，在继承中一定要创新。在编修实践中我们也有两句话：宁可在创新中走弯路，不在模仿中走老路。

本着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对寓观点于记述之中，提出了六项原则，即：隐寓非隐讳的原则，不要政治化非不要政治倾向的原则，重视经济内容非轻政治、人文记述的原则，秉笔直书非不讲立场的原则，实事求是非照录资料的原则，寓褒贬于记述之中非只用中性词汇的原则。

本着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对新编志书的记述深度，提出了深度与生度、深度与广度、深度与力度、深度与角度的“四度”论。

本着这一指导思想，我们提出了修志应树立的几种意识，即：主旋律意识，历史使命意识，时代要求意识，社会效益意识。

本着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对精品志书，提出了“六精”要求：内容的精髓，资料的精确，著述的精深，体例的精当，文字的精炼，印装的精美。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们率先提出了志书的下限要贴近现实，并很快付诸实践，加强了新方志的现实感，强化了资政、教育作用。

关于新志对旧志的超越，我们归纳了三句话：提倡创新精神，是志书的魂；树立精品意识，是志书的本；增强学术观念，是志书的神。在续志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坚持这种精神。

(三)续修志书要有继承，更要创出全新的风貌

第一届新志，虽然对传统志书有继承，但却是一代全新的志书。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变了，第二届新志为什么对第一届新志来说也要全新?根本原因也在于社会变化。从建国到改革开放，我们处在社会转型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人制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型。同时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这样的转型、转轨，虽然不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但其社会变迁的速度、力度、广度、难度却是巨大的，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罕见的。

古人说过：“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心度》)，“法与时变，礼与俗化”。(汉·刘安《淮南子·泛论训》)“与时俱变”这是真理。社会变，志书能不变吗?社会发生了大的变化，续志能不面貌全新吗?续志创新是必由之路。我认为要创新，首先是解放思想观念，只要创新观念解决了，办法多得很。从这方面，我讲以下几个问题，供同志们研究讨论。

一，续志的定位

我们在翻阅旧志的时候，有一种印象，那就是总觉得后志在抄袭前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历史上有些志书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所列项目基本不变，所用的很多资料也基本上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这其实不是在续志，而是在重修，所以在历史上，真正的续志并不多，真正好的续志就更少。就拿天津的志书来说，在众多的旧志中，真正算得上是续志的，就是《续天津县志》。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上下志之间，年代相隔久远，几十年或者百年，有的之间改了朝换了代。上下志之间的关系，往往并不是一种承接的关系。因此，中华民族虽然有悠久的修志传统，但给我们留下的续志经验比起修志来说，却缺乏得多。从历史文献可以看出，续志是一项新的工作：续修志书的理论研究，更是不足。可以说，续志是志界先驱们，从理论和实践上遗留给我们的一个需要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

所以，在续志之前，就要给续志一个明确的定位。续志是新修，还是志续?还是重修?如果是志续，那就是第一届志书的延续、补续，就需要与前志有大体相同的篇目结构；如果是重修，除了补修后边的内容外，还要把第一届志书的内容都包容进来，体例结构也很难有大的改变；如果续志是与第一届志书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的一届新志，那么根据内容与时代的不同，续志的体式就可以、而且应该有全新的构架。

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关于地方志工作的规定》中更明确了：“编纂地方志应延续不断。各级地方志每二十年左右续修一次。各地在上届志书完成之后，要着手为下届志书续修积累资料”。这就是说，续志是一届新修的志书。续志的定位不是志续，也不是重修，而是一届新志。所以续修也可以叫新修。续志和第一届新志，只是工作上的连续，是志书上下衔接的关系，不必要在“续”字上，即“因续”上大作文章，而应该在创新上多动脑筋。有的同志说，续志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对这种说法，我没有异议。问题在于，第一届新志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模式也是一种轻车熟路；加上人们习惯了第一届新志；而习惯又是一种势力。在续志时，如果过分强调继承，就难免束缚志人的手脚；在第一届志书的框子里打转转，造成有继承而没有创新。使续修志书从形式到内容都没有大的改观，不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要在创新思想下继承，没有创新就没有真正的继承。

二、志规的定夺

在编修第一届志书时，我们继承了历史上的一些好的方志规则；在编修实践中，也创立了一些新的方志理论。这些方志规则，在续志中，有的当然继续有效；有的需要修正；有的甚至需要摒弃；还有的需要突破创新。志书是人编纂出来的，方志理论也是人创出来的。

比如“述而不作”，就要有个科学的理解。完全的、绝对的述而不作，是很难做到的；“作”而不好，志书也写不出深度、高度，写不出实用价值来。李大钊曾经说过：“历史学虽是发源于历史记录，而记录绝不是历史”。这就点破了史志著述与史志资料的区别。清人皮锡瑞也说：“《春秋》自孔子加笔削褒贬，为后世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因此古代不少学者多次说道：“庸史记事，良史诛意”，“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

在第一届新志编修中，就突破了“述而不作”的框子，提出了“寓观点、褒贬于记述之中”的理论，但是这种“寓”是就“志”体的具体志文而讲的；在述体和大事记等部分，实际已不仅仅是寓了，而且有了论作了，所以就整部志书而言，是述作结合的。所以述而不作应该改为“述而有作”或“述而精作”才更为确切。

又如“生不立传”，可以说是旧志编修的铁则。这个法则本来是建立在“盖棺论定”理论基础之上的。然而盖棺就能论定吗?很多人不是盖棺以后论了又论吗?既然“盖棺论定”的理论都站不住脚了，那么“生不立传”还有什么铁则可讲呢?在编纂第一届新志时，我们天津和不少地方也给生人作了简介，有的实际上是不立传的传略，已经突破了“生不立传”，把铁则变成了“木则”。在续志中能否把简介再提升一步?这样不仅能够更好地抢救、保存资料，而且在人的问题上更能做到实事求是，并且可以增强志书中人的本体性。其实在我国宋代，就多有为活人立传的。最早提出“生不立传”的，是明代严嵩。他是大奸臣，害怕活时不会给他立传，所以才提出生不立传。有人担心记生人敏感。我曾经讲过，对敏感的事物要经心；但敏感的事物更能引人关注。志书记了生人，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是一件好事。扎针灸，没有感觉的针是败针，有涨感的针才是好针法。何香凝在教诲廖承志画山水画时也说过：如果没有人物，就没有了灵性。

再如“横不缺项”，也是志书的传统规则。在第一后新志编修实践中，我们就深切感受到，完全不缺项很难做到。所以后来我们天津就改为了“纵不断‘主’线”、“横不缺‘要’项”。对于续志来说，又有了新的情况，所记述的内容，一般为二十几年的事，有很多事物，比如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建置沿革、方言民俗、名胜古迹等，没有明显变化，还要不要单独横分、单列篇章，把第一届志书内容作搬移式的记述?我看没有必要；在概述或综述里记述就可以了。所以“横不缺项”应该变为“横要缺项”或叫“横不缺‘变’项”。对此，胡乔木同志讲得非常明确：“我们在当代认为编得比较好的地方志，经过二、三十年以后，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又会感到它们还不够完善了”，“哪些门类没有必要再设，哪些门类过去没有而现代应当设”?变化的“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还如“事以类聚”，这是志书设置篇目的基本原则，所谓“事以类聚，类为一目”。实践证明，死守这个原则，不少地方特色事物就在篇目上突现不出来，使各地志书篇目造成“千志一面”的雷同。因此，人们创造了一个新作法，叫“升格”处理，通过“长辈儿”，把一些特色事物单独提升出来列为篇章。

然而，这种“升格”处理，仍然是在事物“类”的范围内进行的，并没有突破“事以类聚，类为一目”的法则。这是对特色类项事物采取的一种办法。对综合类事物和非类项事物，姑且叫整体性事物，要想突现出来又怎么办呢?

我市大邱庄，在《静海县志》评审稿中，按“事以类聚”的原则，把企业、农业、村庄建设、社会事业、友好往来等内容，分别放在工业、农业、城建、民情、大事记篇章中记述。大邱庄是名闻全国的，这种“五马分尸”式的记述，看不出大邱庄整体面貌，所以评稿时专家学者不满意。

针对这种情况，我从逆向思维方式上，提出了“类以事聚，事为一目”的理论，把在当地突出的、影响大的、特别的整体性事物，不再分到各类中去记述，而单列编记述，称为特色编。这种做法，为专家学者们一致称好。有的称其为“集团攻坚”，“聚焦特写”。我们要求每部志书都要有这样的“聚焦特写”式的特色编，如《津南区志》的“小站要事记略”、《南开区志》的“南开精华”、《红桥区志》的“历史名园水西庄”、《河东区志》的“大直沽”(天津最早聚落)、《西青区志》的“杨柳青要记”、《北辰区志》的“漕运与北仓廒”编等。这样列编，会不会形成大志套小志呢?不会。因为特色编中记述的是特色要事，不是全事。“小站”编记述了小站稻、小站练兵、小站四清“三小”；其它内容在乡镇编中的小站镇章中记述；“杨柳青要记”编记述了杨柳青年画、赶大营(“三千货郎满天山”)、石氏家族“三要”；其它内容记述在乡镇章。

三、志体的定向

志书是什么样的书?起初的说法是资料书，所以有的志书着重在资料的汇集上，犹如资料长编；有的志书采取了条目体，一个个条目平摆着，像是辞典，条目间缺乏内在的联系；有的志书只是横排门类，编章没有述，看不出此类事物的总体面貌和发展轨迹。这些志书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缺乏著述性，不被学术界所认可，登不上社会科学著作殿堂。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就是如何理解胡乔木同志1986年讲的：“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我认为严谨的、科学的资料书，同资料书不是一个概念。对此，胡乔木同志讲得很清楚：“过去的地方志，别的问题且不说，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在各个门类之间看不出相互间的影响和逻辑关系，因此，旧的地方志作为一种资料书是有价值的，但它的科学性很差，这不足为怪”。我理解乔木同志说的科学性，指的是地方志是“著作”，是“学术”，是“科学文献”。也就是1991年他更加明确地指出的：“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它本身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

这就是说，一方面，地方志要有丰富的资料；另一方面，地方志要有著述性、学术性等科学性。单纯资料价值的志书，不是成熟的志书；偏面地强调志书是资料书，反映出方志观念的陈旧。所以我提出了志书是以资料见长的著述之作的观点，并一再强调志书必须加强著述性、学术性。其办法是在志文中增加论作、评论；主要措施是：(1)对搜集的资料除进行筛选、归类外，在入志时还要进行综合分析，在记述时抓住起始点、转折点、高潮点，反映出事物起伏变化轨迹；(2)采用著述体，不用平摆的条目体，体现出各个门类之间的互相影响和逻辑关系；(3)增加述体，除志前的综述或总述、概述外，编章设简述或无题述，形成三级述体的梯形结构，增强志书的整体性、纵贯性。

志书的横分门类，用个比喻的说法，是把整部汽车拆成零件给人看。这很适合专业人员的使用。对领导和广大群众来说，却更希望看的是整车。而述体也可以比喻成如何把零件装配成汽车。为了强化志书的致用功能，进一步加大述体在志书中的分量，加大志书的信息含量，加大志书的可视面，使各方面人士都能从志书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从而扩大志书的开发应用层面，也应该是续志研究解决的课题。在第一届新志中，有的志书设立了经济综述，效果很好。能不能在续志中，增设自然环境综述、政治综述、文化综述、社会生活综述等?我觉得是值得一试的。

增加志书的学术内涵，是增强志书著述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第一届新志由于历史跨度长，资料量大，其编修重心主要放在资料的涵盖面上，这是无可非议的；丰富的史料，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顺理成章的。续修志书历史跨度短了，资料量相对少了，志人的精力比较富裕了，能够抽出一定的时间搞一点学术研究了；两届志书提供了雄厚的史料资源，志人对这些资源又比较熟悉，有了搞学术研究的基础了；经过多年修志，不少志人不仅成为方志专家，而且成为地方史的专家，搞点学问具备了学者条件。

所以，在续志中，再不能只栽树不开花、不结果了；志界再不能只是原料加工厂了；志人再不能只是“为别人做嫁衣裳”了。要从单纯的编纂，走向编纂与研究的结合；从单纯的原材料厂，上升到原料厂与成品厂的结合；从单纯的做嫁衣裳变为同时也为自己做嫁衣裳；使志书从单纯的资料书，登跨到资料著述与学术成果的结合。也就是说，要从“编纂型”上升到“著述型”。著述型志书，才能更好反映事物的本质，而本质又是有层次的。正如列宁说的“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无穷。”(《哲学笔记》)可以说编纂型是初级的本质，著述型是更高层的本质。例如我们在编修《红桥区志》中，发掘出了大量中华名园水西庄的资料，说明它是《红楼梦》原型之一，周汝昌先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红学研究的突破。根据这些资料，我撰写了一篇《天津文人文化的辉煌代表》的论文，不仅澄清了天津是“文化沙漠”的论调，而且校正了天津只有民俗文化，没有高雅文化的偏颇，在《天津文史》上发表后，受到广泛称誉，并被市社联当作“宝藏”，评为优秀论文。《红桥区志》将其收入志中，提高了志书的学术品位。

当然，利用志书的资料研究学术成果，在第一届新志中，只是初见端倪，留给志人的真正用武的时间和空间，是在未来续志大业中。

续修志书著述性另一个主要课题，是比较研究。所谓比较，包括自己与自己前后不同的比较，本地区与它地区不同的比较。这些比较，在第一届志书中基本上都已经解决。这里所说的比较研究，主要是指第二届志书要与第一届志书相比较。

通过比较，看变化。对变化不大的事物，可不单设篇章，在综述、概述或无题述中去解决。通过比较，看深化。第一届志书中记述的内容，有很多地方在第二届志书中还要记，但又要避免重复，就要选择不同的角度和重点。比如人口的构成，要侧重记述知识层次、职业状况的变化。从而揭示出社会的发展。通过比较，看优化。这个优化，不单是现状，而且还有原状，并有概括原志书的记述状况，特别要包括原状向现状的转化。也就是说要比较地记述，要记述出比较来。比如企业，不光要记述股份制的体制，还要记述股份制是如何由上届志书记述的国有制等改变过来的；郊区农业，不光记述经济作物、蔬菜种了多少，还要记述上届志书记述的是以粮为主，记述以种粮为主转变为以种经济作物为主，从而看出种植结构的变化，体制的优化。这也是续志的优化和精化。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两届志书断限衔接的问题。衔接的方法有几种：一种是“对接”。也就是上届志书的下限，就是下届志书的上限。当然这种对接的衔接“限”也不是绝对的，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对第一届新志没有发掘的内容，续志时应当发掘记；对第一届新志丢掉的内容，续志应当补充记；对第一届新志应该展开而没有展开的内容，续志应当展开记；对第一届新志发现错记的，续志应当修正记或重新记等等。

第二种方法是“搭接”。也就是说两届志书的衔接可以有搭茬，比如第一届新志下限为1985年，第二届志书的上限可以起自1978年，以便更好地记述改革开放完整的历史。

第三种方法是“对接”与“搭接”兼用。就是说，一般资料性内容部分，用“对接”方式衔接上届志书下限；著述性内容部分，可上溯而形成“搭接”。  

我觉得，“对接”和“搭接”的方法是就衔接的形式而讲的；从衔接的实质而言，应当是“嫁接”。也就是说，不论是“对接”，还是“搭接”，都要记述出两届志书记述内容的不同变化。打个比方，就像嫁接果树，不能在小杜梨树上去“对接”或“搭接”小杜梨；而应当在小杜梨树上去“嫁接”大甜梨。杜梨嫁接甜梨的过程，就如续志的著述的过程。这个著述，会揭示出事物的演化实质、内在联系、动态发展和质的飞跃。

此外，增加续志的著述性，还有一个创造著述性强的体裁问题。第一届新志中，已经有了可喜的尝试，如在一些志书中采用的考、辨等。但是，这些体裁却大都放在“附”、“附录”或“志补”中。续志中，有一些创新体裁可以让其进入正志；还可以创立“专文”、“特记”以及对上届志书的“补遗”、“订正”等新的体裁形式；并且针对当地的热点、难点问题，搞一些专项调查、专题报告、专门研究等。这样既可以增加著述性，又可以增强现实感；既可以增加读志兴趣，又可以增强资政价值。

四、志式的定格

志书的形式各种各样，续志采取什么形式?根据各地、各行业不同情况而定。我这里只说文字和图照的形式。

作为书籍来说，其可视性，主要在于图照。图照比文字对人们的视觉冲击力更大，给人的印象更深。历史上的图经，本来就是方志的一种。当然古时的图是地域图。1839年照相术发明后，这是图的飞跃。其科学性、真实性、可视性就更强了。

我们《天津通志》编了一部《照片志》，50年的风雨历程，一改用文字记述的形式，全部用照片为主的形式来展示。此书一出，立即引起震动。各路专家学者给予高度评价，党中央领导同志来天津视察工作，特意要了《照片志》。有的专家并由此提出应该建立照片学。

在第一届新志中，普遍都采用了图照，但是还不够：一是数量少，只是文字的陪衬；二是形式呆板，往往集中在书前或书后，随文照偶尔有之；三是编排死；四是有的选片不精、不美；五是有的印刷质量差等等。

图书，本来就应该是图和文的书。第一届新志基本上都是以文为主的书；也创造了以照为主的书。我希望续志出现亦文亦图，图文映衬，文图并举，真正图文“并”茂的佳志。

五、志魂的定调

续修的新一届志书要进一步强化思想性，使志书更有灵魂。这个问题的提出，好象比较费解：志书是官书，难道没有思想性吗?志书中政治部类占很大比重，难道没有思想性吗?有的志书专设了精神文明的篇章，记述了美德良风，难道没有思想性吗?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指的是要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志书的贯穿线；指的是要记述出各项事业的思想发展脉络。

比如《天津通志·科技志》，180万字，包括了天津的科技发展历史和现状，容纳了各个方面的重要科技项目和成果，涵盖了各个行业科技发展的主线和产品等，是迄今为止，科技战线上内容最系统、资料最翔实、记述最完整、信息最丰富的一部著述，获得了天津市第七届社会科学著作优秀成果奖。但是，恰恰对科技思想的发展没有记述，而科技思想的变革发展，又是各项科技创新的灵魂。其它各项事业也一样，如城市建设，有城建思想的发展；工商业，有工商思想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有文教思想的发展；自然环境，有环境生态思想的发展；改革开放，更有改革开放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些在第一届志书中，都没有记述或叫作没有完整地作为贯穿线来记述，这不是某一部志书的失漏，而是方志理论上存在的盲区。

地方志讲求直书其事，对这个“事”，不能只理解为事物的外在形态，还应该包括事物的内在规律，包括事物变化的思想本原。要揭示事物内在规律，不仅要记述事物的外在表现，还应该记述事物发展的思想本原力。固然，事物的发展最终决定于生产力；但是不能把生产力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不能不看到思想文化的巨大反作用。只有把各项事业的思想发展记述好了，才能在指导思想上，使续修志书真正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在内容上，使志书思想文化内涵更加丰厚；才能在记述上，使新志更具有深度、高度；才能在形象上，使新一届志书更富有灵气。这是摆在我们续志工作者面前的、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的一个题目。

 (作者单位：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