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北京正北方约300公里处，有一个湖光山色秀美怡人的地方叫多伦。距今70多年前，为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统一，维护民族尊严不被外侮践踏，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那一次次英勇斗争，早已入载浩然青史。而其中回族群众用血肉烈火与敌酋抗争的那些重要史实，同样应该被我们铭记在心，不能忘怀！

今属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史称“多伦淖尔”（蒙古语，七个湖泊之意）。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军在乌兰布通击败漠西准格尔部葛尔丹进犯。翌年五月，康熙帝亲赴多伦淖尔，以隆重的阅兵、赐宴等形式会见内外蒙古诸部，逐一封赏抚慰，进一步确立了清廷对外蒙古的统治地位。史称“康熙会盟”。会盟期间，康熙帝答应蒙古贵族“愿建寺以彰盛典”的请求，先后在此建“汇宗”、“善因”两座规模宏大的喇嘛教寺院，并把两寺定为蒙古喇嘛教的中心寺院，各地朝拜的人员日益增多，从而使多伦成为漠南藏传佛教中心。多伦因庙而兴，渐成集镇。京津大商号持龙票纷至沓来，晋、冀、鲁、豫等地商人亦云集此地而开旅蒙商贸之先河，遂使多伦日趋繁华。后来乾隆帝巡幸于此，更使多伦蜚声长城内外。道光、同治年间，因旅蒙商的不断加盟、发展，多伦成为北方民族贸易的主要集散地，由此被誉为“漠南商埠”、“塞外重镇”。当时的人口已逾18万。

随着商业的繁荣，多伦的牛羊屠宰、皮革毛绒、茶叶、餐饮等行业逐渐发展起来，素以经营这类行当称强的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宁夏的一些回族人陆续迁入此地。回族人口的大量涌入，亦使得伊斯兰文化得以弘扬。从清代雍正年间到光绪年间， 并不很大的多伦城内赫赫建起5座清真寺，分别称南寺：雍正年间建筑，是多伦最早的清真寺，占地面积750平方米；西寺：始建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占地2 852平方米，建筑面积750平方米；东寺：始建于同治八年（1869年），占地2 836平方米，建筑面积716平方米；北寺：乾隆末年建筑，是多伦最大、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清真寺，占地3 483平方米，建筑面积1 106平方米；中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建筑，占地920平方米。各寺的始建和之后的扩建均由当地回族人发起主持，广大穆斯林捐献乜贴作为建寺的经费来源。上述各寺院规模虽有不同，但其结构、布局、风格基本一致。主要建筑有大殿、讲堂、沐浴室、配房等。寺院整体布局严谨、造型古朴典雅，墙体殿顶全部采用青色砖瓦，色调和谐庄重，内外装饰美观，大殿前抱厦、后窑殿，其上“望月亭”，是寺内最高建筑，一弯风磨铜上弦新月竖立在望月亭中绿色宝瓶之上。殿堂内外墙壁、顶柱、门额悬挂有汉文、阿拉伯文条幅、匾额。殿堂台基用花岗岩方石砌筑。院内通道多用条石或青砖铺砌。每逢主麻日或开斋节等重要时日，回族穆斯林都要沐浴更衣，分别到就近的清真寺参加会礼活动，给原本繁华的多伦城平添了多元文化的色彩。

多伦县南临京津冀，北衔大草原，交通便利，商贾云集，战略地位十分显要，因而成为兵家争夺之地。

一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随之向察哈尔进军。5月11日，以日军浅田、佐藤、七田为顾问，李守信为司令的伪热河游击师侵占察东重镇多伦。不久，沽源、宝昌、张北等县相继沦陷。

在察哈尔告急，国民激愤，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与日本谈判签订《塘沽协定》的历史关头，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正义主张的感召，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将军当年5月26日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时任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北路前敌总指挥的中共党员吉鸿昌,即率部向察北日伪军进击。他们奋勇杀敌，6月下旬至7月初，连续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县。7月7日，吉鸿昌率部兵临多伦城下，随即与敌接火。此时的多伦，不仅有守城伪军近万人，而且日军为迎战吉鸿昌，特将驻承德的荒木骑兵旅团和重炮队调到多伦，并在城外构筑号称“八卦阵”的32座炮台，挖掘内外相连的交通壕，架设了电网等工事，以加强防守。加上有毗邻日军空军的支持，自恃“固若金汤”，气焰十分嚣张。同盟军连续几昼夜浴血攻城都屡屡受挫，其间，吉鸿昌曾亲率敢死队拼死强攻仍未克敌。

为减少部队伤亡，吉鸿昌决定暂停强攻。他了解到此地有几座清真寺分别坐落在县城各处，若在此关键之时给它们派上用场岂不妙哉？吉将军昔日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任过主席，对回族的宗教民俗有基本的了解。遂派人乔装进城，瞩其通过秘密方式及回族礼仪与清真寺阿訇取得联系，以求共商歼敌夺城之计。

日伪入侵后的多伦，乌云蔽日，各族民众饱受其辱。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如何起而抗争。恰在此时，清真寺里来了吉鸿昌派来的秘密使者！      阿訇乡老们与吉将军的密使一拍即合，商定由同盟军派40名士兵扮做运柴送菜的回民苦力，分散潜入城内，然后藏匿在东西南北中5座清真寺内，届时以点燃篝火并鸣枪为号，里应外合，夺取县城。

由吉将军的副官率领的40名士兵很快潜入城里，按照事先约定，他们大部分住在房舍较为宽敞且靠近敌人屯兵所在的北寺，其余的分散住到另外四座清真寺中。期间，他们零星出动，侦查城内路径，窥探敌军部署，往来传递情报，做好战前准备。

12日夜，城内突然火光冲天枪声四起，那40名士兵与闻讯而来的回汉民众多人各持枪械或镐斧利刃，冲向敌军，早已守候在城外的同盟军立即全线发起猛攻。顿时，敌伪乱作一团，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面破城而入，经过3个多小时激烈巷战，拂晓战事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远在百里之外的日军飞机此时欲升空救援已为时晚矣。溃不成军的残敌从东门落荒而逃，失守72天的多伦城终于回到中国军民手中！

多伦百姓群情振奋！他们欢庆解放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同盟军入城。吉鸿昌将军当日应阿訇之邀下榻在清真北寺。

第二天是星期四（非主麻日），但各清真寺都破例举行了祈祷平安的诵经仪式。回族穆斯林们奔走相告，欢聚在清真寺宰羊宰鸡做“油香”庆祝胜利。熟知回族习俗的吉将军出“乜贴”白银二十元，为清真北寺里做“油香”添锅。

吉鸿昌十分赞赏多伦各族各界的爱国情怀，尤其感念清真寺的阿訇和众多的回汉群众置生死于度外，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爱国壮举。虽然军政事务缠身，吉将军还是拨冗于14日去清真中寺看望阿訇和回民群众，由衷感谢大家的爱国壮举，同时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在当地回族代表人物马兰亭先生等的陪伴下，吉将军头戴白布礼拜帽，身着浅灰长袍，和闻讯赶来的回族百姓共进了午餐。

同盟军纪律严明，受到各族群众的热诚拥戴。几乎所有的回族商号都参加了为同盟军捐款捐物的义举。一位回族掌柜把自家鞋号里现存所有适合成年男子穿的鞋袜全部捐献；还有一家姓丁的烧饼铺把当日做的百十斤面的吊炉烧饼全部无偿送到军营。

吉鸿昌收复多伦、将日寇驱出察哈尔境的捷报迅即传遍华夏大地。由于这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解放的第一座重镇，因而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殷殷碧血遍荒郊，旷世勋名万古流。报道山河归故主，满廷贼桧尽含羞。”长城内外举国欢庆，多伦县亦因此名扬海外。

可是，蒋介石非但不表彰抗日同盟军的辉煌战绩，反而以“全面抗战尚未爆发，该军妨害统一政令、破坏国策”为由，令何应钦率重兵逼近察哈尔，牵制、打压抗日同盟军。8月8日，在日军和蒋军前后夹击下，抗日同盟军被迫退出多伦。当地各族民众挥泪送别。回民商号和穆斯林群众共同集资买来11头牛，请阿訇过刀煮熟后，用纸分包成若干包送给同盟军，以便途中食用。同盟军不愿增加群众负担，派军需官以每头牛20元的市价送来220元钱请清真寺代为转付，清真寺坚持不收。直至翌日，由最后撤离的部队与回民代表几番“交涉”，大家在无奈之下才按每头牛11元的价格收了款。

虽然，三日后日伪军重新占领了多伦，但此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给全国军民提供了正义在胸、抗战必胜的活生生的样板和强大精神支撑，其意义已远远超过夺取一城一池本身。而当地回族同胞不畏强敌，勇于参战的爱国壮举，则令其后人永世自豪！

二

2000年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多伦县志·大事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民国27年（1938） “驻多伦日本指导官方井与日商签订‘卖骨合同’，指挥士兵挖掘回民坟地，县城回族群众与之斗争，迫使日本人作罢”。简短、平实的一段记述，时间、地点、主体、缘由、经过、结果俱全，把抗日战争中发生在多伦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载入史册。

遗憾的是，除了县志中记载的这区区46个字之外，再难看到其他书刊资料与之相关的记录。笔者到多伦出差时亦曾向当地一些人士打听此事，但结果无一不是令人失望。时光荏苒，上述事件已过去70多年，当地人们对此事“有所耳闻但不知其详”。作为一名史志工作者，尤其是一名回族史志工作者，自从在《县志》上读到这段文字后，欲将此事弄个明白的想法就一直萦绕在怀。几年来，笔者几经曲折，终于在与多伦有籍贯或姻亲联系的几位回族老前辈及其后人口中先后了解到此事的一些梗概。大家的回忆补充、互相印证，使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委过程渐渐清晰起来。前不久，我又与多伦县政协原副主席、耄耋老人马瑞林先生就此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电话交谈（马老系回族，事发当年虽然他只有9岁，但曾跟随长辈现场目睹过斗争过程），老人家就自己所知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回顾。现在，就让我们荡除历史的尘埃，把1938年夏发生在多伦那场以回族同胞为主体、各界民众广泛支持的，坚忍悲壮、惊心动魄的抗日斗争史实再现给读者。

在多伦县城的东南，有一处景色俊美且宁静肃穆的地方。其南边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漫漫沙滩，因而少有人迹；东边和北边那接连成片的菜园，春夏时节绿色盎然，蝶飞鸟鸣；西边有小河潺潺流过，水溢处形成不大不小的湿地沼泽。这个地方就是回民坟地（俗称老坟地），从康熙年间开始，当地回民无常（去世）后都在此安息。二百多年来，风吹云飘，草绿草黄，宁静无扰。孰料，这份静谧在1938年7月1日的清晨被打破了。

那天天还没放亮，在县城里住着的回民老人金万祥像往日一样去老坟地一带遛弯，突然发现坟地里影影绰绰的有人在活动。近前细看，原来是一伙儿日本兵鬼鬼祟祟的在挖掘坟墓。旁边停着一辆汽车，用帆布遮挡着。“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杀人放火，现在又当起盗墓贼了！”金老立即返回城里到与自己家仅一路之隔的清真北寺报告。阿訇杨春方（河北大厂人氏）当即带领寺里两个海力凡（读经的学生）到现场查看。

此时，坟地里已是一片狼藉，多个老坟被刨开，先人的骨骸被起了出来散乱的暴露在晨曦里。“住手!”杨阿訇怒不可遏，一边呼喊一边率先冲向日本兵。见有人前来制止，那几个日本兵扔掉锹镐端起上着刺刀的步枪。杨阿訇只好隔着几个坟头大声质问对方为何刨坟取骨？那伙儿人中有一个穿便服的会说中国话：“这里都是无主坟，刨坟是为了考古研究”。

敌众我寡。杨阿訇只好悄悄嘱咐那两个海里凡躲在一边监视对方行踪，自己随即进城召集另外4个清真寺伊玛目（教长）开会，一番紧急研商，最后议定三条：一是派人到坟地仔细核查，弄清日本人挖掘了多少座坟？二是挖出来的骨殖被运到哪里？三是立即发动全体回民群众，大家联合起来向日军索要先人尸骨。派出去的几路人马很快反馈了情况：日军一共刨挖了36座老坟。盗取的尸骨已运至一个由日本兵严守的院落里。日军刨坟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回民们听闻此讯无不义愤填膺，大家决计不惜以死相拼也要保护先人骨殖！而广大蒙汉民众得知日军干下刨坟盗骨的可耻勾当后也纷纷表示要随同回民同胞一起斗争，在侵略者刺刀下生存的多伦民众这些年受够了日本人的欺辱！

7月2日清晨，多伦县城乡近两千回民都早早冲了头（即按伊斯兰教方式沐浴），齐聚清真北寺，人人手持锹镐扁担，直奔日军司令部。众多的蒙汉群众也主动跟随前往。此刻，这支队伍早已不分民族不分老幼，大家只有一个共同心愿：反对侵略，申讨公理，要回尸骨！

位于多伦县城小南街的日军司令部此时已架起数挺机枪，百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布满司令部大院内外。几千无畏的民众迅即把司令部大院围了个水泄不通，正义的呐喊声、锹镐家什的敲打声震耳欲聋！

僵持了半天，才有一名日军中佐带着翻译官在多名持枪士兵的护卫下走出院子，问“谁是头儿，是头儿的可以进院内谈”。当即人们推举由阿訇、乡老和回民群众组成的三人代表进入院内与日方谈判（据马瑞林先生讲，为防备敌人借此扣押人质，大家就一起上前说“我们都是头儿！”并没有派出代表。待考证），双方一番交涉后，由于日军理屈词穷，遂答应还回尸骨，但以要向上峰请示为由，拖延不办。

得知日方借故拖延的消息后，群情鼎沸，“还我尸骨！”“反对侵略”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还在大街上发起示威，很多商家都停业参与其中，接着又酝酿罢工、罢课，大家群威群胆，不要回尸骨绝不罢休！清真寺阿訇还与县里回民商界代表人物等商议，将日本侵略军盗挖回民墓地，偷运亡人骨殖的罪恶行径通报京津等地清真寺及回族社团，争取社会正义舆论的支持。

眼见事态进一步升级，日方只好表示作罢认输。回民代表郑重提出两点要求：日方必须就此事正式道歉；必须履行骨殖归还仪式。为了亡人的尊严，每具骨殖必须装入一条新白布缝制的袋子，成殓骨殖的木箱外面亦必须用白布包裹，于7月4日上午送到清真北寺。理屈词穷的日方一一允诺。

在回民代表的监督下，日方安排人员戴着白手套逐一整理了被盗运来的骨殖，并将白布包裹的36箱骨殖按时悉数送到北寺（这期间，由清真寺组织人们在原来的坟地重新打造了36座墓穴）。

1938年7月5日上午8时，多伦县回汉各族群众4 000多人在清真北寺隆重召开重新埋葬回民先骨纪念大会，由于到会人多，多数人都站在寺周边的街道上。上千回民手持锹镐等保卫会场。会上，按照穆斯林发送亡人的程序，阿訇率众举行“站礼”礼仪，诵读《古兰经》中有关祈愿亡者安息的经文。那个代表日本军方出面谈判的中佐则带领另外4名日本军人向与会的阿訇和民众赔礼道歉，请求饶恕罪行。

纪念会后，装有先人骨殖的36个木箱旋即被抬往坟地安葬。由民众组成的送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由北寺出发，经过马市大街、东盛街、南草市大街一直到坟地，其间有五六里路程。青壮年们争相替换着抬箱子，肃穆的人群紧随其后。而那5名日本军人则手提军帽光着头走在36个木箱的前面。骨殖入葬时，5名日本军人灰溜溜地站于一侧，十分尴尬。

至此，这场由多伦县回族同胞为主体的反抗侵略、夺回先人骨殖的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为纪念胜利，清真寺请照相馆师傅拍了一张参加这场斗争的回民合影照片（因那时候不少人对照相有忌讳，所以只有100余名群众参加了合影）。这张题为“成纪733年7月5日多伦清真寺教长暨回民回家埋葬露骨纪念摄影”的照片，在多伦不少回族人家墙上悬挂多年，直至“文革”初期才摘下存放，其中多数在“破四旧”时毁掉了。（成纪年即成吉思汗纪年，以1206年成吉思汗被推为蒙古大汗为元年，成纪733年即1938年。）

掘坟盗墓，历来属于伤天害理的罪恶行径，为人类各民族所不容。那么，当年驻多伦的侵华日军为何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呢？我就此问题向所接触到的采访对象询问，他们无一例外的说当年日本人声称是为了考古研究，此外还有什么目的不得而知（马瑞林先生也认可这种见解，他认为当时日本武力入侵中国并立足后，就开始实施文化侵略，以期彻底奴役被侵略国的人民）。

笔者对日本人盗取回族亡人骨殖之目的看法与上述见解有所不同。

我们首先应对回族同胞的丧葬习俗有个大致的了解。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规定丧葬的基本原则是土葬、速葬和薄葬。回族有“亡人奔土如奔金”之说，一般晚上亡故次日晨即可出葬，停放亡人最多不超过两天。葬丧从简，亡人生前不论贫富都必须用同样尺寸的白布包裹（男女用布尺寸不同），用清真寺内专送埋体（遗体）的公用木匣抬往回民墓地入葬。回民墓穴较为简单，即在土地上挖掘宽约一米、长约二米、深约三米的坑，在坑朝向西方的一侧挖一小窑洞，不用棺椁，也不用任何物品殉葬，遗体直接放入洞内土地上，用土坯封堵洞口，最后填埋形成坟头即可。不看风水，不烧纸，亦不摆放任何供品。

所谓的考古，就是根据古代的遗迹、遗物和文献研究古代历史。不错，古墓历来是考古的重要目标。但由于信仰习俗的原因，无论古今，回族人的墓穴里没有任何建筑材料可供研究，除了一具尸骨外绝无半点随葬品可供品鉴。由于墓中没有所谓的宝物财帛，盗墓史上从来无人“光顾”回族人的坟墓。再则，从回族人落脚多伦的历史而言，当地回族墓地形成的时间最早也不过二百多年。所有这些，日本人不会不知道。既然如此，当年的日本人为何甘冒被天下人唾骂的风险也要盗取回族先人的骨殖呢？那就仅仅剩下一种原因可以解释：这些日本人对不饮酒、不吸鸦片、饮食上有种种禁忌、因而绝大多数气色颇佳且延年长寿的回族人、回族族群以至葬埋在黄土之下回族亡人的尸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想知道有着这般“习俗”的人们死后在骨殖上有何特别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经过“检测研究”一旦“破解”，又会给大和民族带来怎样的好处！所以，他们打着“考古”的旗号，倚仗武力，上演了如此这般的一幕丑剧！说穿了，日本侵略者用这种无耻伎俩“考古研究”的动机和他们当年在中国用活人搞“科学实验”的卑鄙行径一样，实为一丘之貉。

（注：文中提及是金万祥第一个发现日军盗掘回民墓地这一情况，是多伦县政协原副主席马瑞林先生提供的。金万祥先生系本文作者的嫂子之祖父，1958年8月逝世，享年81岁。）

(作者：内蒙古锡盟党史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