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深受呼伦贝尔各族人民爱戴的老盟长——杰尔格勒同志逝世3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我们尊敬的老领导、老同志。杰尔格勒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也是呼伦贝尔盟及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杰出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

1917年2月，杰尔格勒同志出生于辽宁省康平县的一个蒙古族家庭。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平（北京）、奉天（沈阳）等地私塾、学校就读，1944年大学毕业。在大学读书期间，耳闻目睹日伪法西斯的残暴统治，萌发爱国思想，立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抗日战争胜利后，杰尔格勒同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于1945年8月毅然投身于民族解放和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并于次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当选和出任科尔沁右翼前旗旗长、兴安盟第一任盟长。其间，他领导各族人民开展土地改革和牧区民主改革运动，支持东北解放战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了极大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杰尔格勒同志主要从事林业工作。1958年11月，杰尔格勒同志带着乌兰夫主席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的重托，出任中共呼伦贝尔盟委书记（第一书记、书记制）、呼伦贝尔盟行政公署盟长、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局长等职。从此以后，直至1978年10月调出，杰尔格勒同志在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林区，整整工作了20年。其间，一度当选和担任呼伦贝尔盟政协副主席（第二届）、主席（第四届）和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党委书记，并于1963年至1965年代理盟委书记（书记、副书记制），全面主持呼盟的工作。

杰尔格勒同志在呼盟工作期间，先后经历了近乎脱离实际的“大跃进”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调整，“四清”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面对种种复杂的形势，杰尔格勒同志凭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凭着久经锻炼的革命意志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凭着在广大各族干部和各族群众中的声望，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的领导下，团结带领盟委、行署领导班子成员，依靠各民族党员、干部和群众，努力工作，艰苦奋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较好地完成了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任务，亦经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

一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受“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呼伦贝尔盟同全国各地一样，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和停滞不前，工业生产连年下降，农业粮食产量连年减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比前几年明显下降。然而，作为全盟传统型的基础产业——畜牧业，特别是牲畜头数却出现了连年增长的好势头，以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甚至到1968年“挖内人党”阶段，还在发展，成为呼伦贝尔盟经济发展的奇迹，以“一枝独秀”形容也不过分。何以如此呢？

这同杰尔格勒同志的领导紧密相关。作为盟委书记、行署盟长的杰尔格勒，在当时盟委、行署的内部工作分工上，负责全盟的畜牧业生产。他根据早年在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搞牧区民主改革试点的经验，深知这样一个道理：人人都要吃饭穿衣，生产是第一位的。具体到牧区，牧区人民是靠畜牧业生活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牲畜，因此，发展牲畜是最基本的任务。有鉴于此，他牢记乌兰夫主席根据牧区经济特点提出的“千条万条发展牲畜是第一条”的指示，千方百计抓畜牧业生产，把抓牲畜头数的增长，即提高牲畜的成活率、降低死亡率和减少损失，当做牧区工作的中心。他经常深入牧区基层，几年中几乎走遍了牧区的各个生产队，对畜牧业生产第一线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基层干部、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心中有数。正因为如此，“千条万条发展牲畜是第一条”在牧区深入人心，才出现了呼伦贝尔盟畜牧业生产连年增长的好势头。1962年6月20日，杰尔格勒同志在连续开了9天的盟委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这个长篇发言，在谈到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之后，对当前的畜牧业生产虽着墨不多，但仍透露出“生产形势很好，预计今年的牲畜纯增可能达到8~20%，或者再多一些”的信息。事实也的确如此。据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呼伦贝尔盟志》记载：1962年，全盟有大小畜232.92万头只，比1961年增长14.57%; 1963、1964、1965年连续增长；1966年因遭遇冬春特大雪灾，略有下降，但仍达到近270万头只；1968年则达到297.49万头只。由于畜牧业生产连续几年增长，有力地支撑了全盟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那几年，就是居住在城里的普通市民，也能感受到畜牧业生产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好处。

杰尔格勒同志在领导全盟畜牧业工作的同时，还经常深入到第一线去指挥生产和抗灾救灾。当时的呼伦贝尔盟畜牧业还是传统型的，基本仍沿袭着逐水草而游牧的原始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较弱。每年的冬春季节，特别是1961年冬到1962年春、1964年冬到1965年春、l965年冬到1966年春，抗灾保畜、尤其是抗御暴风雪的灾害，几乎已成为常年性的工作。每到这种关键性的时刻，杰尔格勒同志经常带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深入牧区基层和蒙古包，随时了解各种灾害和防御措施落实情况。有一年冬季，牧区“白灾”特别严重，他直接到第一线去指挥抗灾。此时，他身穿“褡哈”（特长、能够着地的蒙古皮袍），脚穿“毡疙瘩”（用羊毛擀制的毡靴），坐在马拉的“爬犁”  （即雪橇）上，奔驰在新巴尔虎左旗和陈巴尔虎旗广阔的草原上，脸都冻伤了，一心只想着抗灾。

1965年10月，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牧区，特别是新巴尔虎左旗连降3场大雪，因天气转暖融化，还没化完，又接着下，反复两次，再遇大雪和降温，盖住尚未融化完的积雪，使草地上的牧草全部被雪水裹住而形成天然冰棍。此后，又接连不断地降大雪，将牧草全部覆盖，仅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整个牧区草原上平地积雪2尺左右。加之天气寒冷，积雪凝冻像一块巨大的铁板，从而形成牧区特大的风雪灾害，造成牲畜大批死亡，全旗公路交通全部中断，牧民群众生产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在这个危难时刻，身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呼伦贝尔盟牧区“四清”工作总团团长的杰尔格勒同志，根据乌兰夫主席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的指示，与其他领导一起，果断地将“四清”工作队变成抗灾队，与旗里的领导和牧民群众一道投入到抗灾斗争中去，直至第二年的春季。事实证明，这一果断决策是正确的。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决策，才使得新巴尔虎左旗的牲畜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牧民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保证。当然，杰尔格勒同志也为此承担了一定的风险，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只抓生产，在那个年代是要受到批判的（果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成了批判他的一个“罪责”）。但他全然不顾，他说，如果不全力抓抗灾，牲畜都死了，牧民吃什么，还谈什么“革命”，还有什么社会主义？

因为长年下基层，特别是在总结领导牧区群众抗击“白灭”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杰尔格勒同志支持群众创造性地发明了一种适应于牧区的破雪放牧工具。这种工具用木料制作，其形状类似农村种地的犁铧，成三角形爬犁状，三角形尖上用厚铁皮包上加固，可大可小。一般套两头牛或一匹骆驼牵引，把凝结的雪破开，供牲畜采食。这种破雪器当年在新巴尔虎左旗抗灾中投入使用，效果很好，在全旗普遍推广，对减少牧区牲畜死亡起到了重大作用。以后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牧区还在使用这种破雪器，不过它已不再是牲畜牵引，而是改为机械为动力了，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

杰尔格勒同志分工负责畜牧业工作，虽身居盟长领导岗位，但十分尊重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的领导和关心下，一批懂畜牧业生产、有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在牧区群众中享有一定声望的环节干部成长起来，其中包括达斡尔族的阿木古郎、毕力格巴图、恩和（均在盟直机关畜牧系统工作），新巴尔虎蒙古族的占布拉扎布（时任新巴尔虎右旗旗长）、额勒伯尔图（时任新巴尔虎左旗旗长）、拉木（时任新巴尔虎左旗副旗长），陈巴尔虎蒙古族的义恒格（时任陈巴尔虎旗副旗长），鄂温克族的图盟巴雅尔（时任鄂温克旗委书记）、布里亚特蒙古族的阿华德（时任鄂温克旗畜牧局局长）等，他们都是畜牧业的“土专家”，为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杰尔格勒同志工作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在长年下基层中，与牧区牧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苏木胡和勒泰即是其中的一例。胡和勒泰是陈巴尔虎蒙古族，早年以给牧主放牧为生。新中国成立后，带领牧民走互助合作之路，成为牧区第一个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当选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和自治区党代会代表、自治区和全国1~2届人代会代表，生前为牧区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杰尔格勒同志曾多次前往其所在公社，同他亲切交谈，注意倾听他的意见。胡和勒泰亦将杰尔格勒当做自己的朋友和兄弟，向他倾诉自己的心事。1964年8月30日，胡和勒泰同志因病逝世。呼伦贝尔盟为其举行有各界人士参加的隆重公祭仪式，杰尔格勒同志亲自主持公祭，他为自己失去这样一个亲密朋友、兄长而痛惜。

正是因为杰尔格勒同志有着领导畜牧业工作的丰富经验和实践，在历次盟委讨论牧区工作会议上，他的发言针对性强，切合实际，提出的措施可操作性也强，往往成为权威性、总结性的意见。盟委的两任书记李振华、奇峻山同志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革命，他们在先后主持盟委工作时，特别是在讨论牧区工作时，都不约而同地说：“先听听老杰的意见”，虽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但却包含着对杰尔格勒同志的尊重，包含着对杰尔格勒同志的充分信任。

千方百计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指导理念，在杰尔格勒同志的工作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牧区人民至今怀念这个曾领导他们发展生产、抗御自然灾害的“爱民达拉嘎”（意为盟里的领导）。

二

1958年11月，杰尔格勒同志到呼伦贝尔盟工作，最初几年，由于职务上的关系，他的工作侧重于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家安在盟所在地——海拉尔。那时，常常是周六回家，下星期一再去近70公里以外的牙克石。随着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形势的日益严峻，即由于受“大跃进”运动和连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呼伦贝尔盟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是倒退。

而在此后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又由于缺少统筹兼顾而发生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以来由于盲目开垦草原而造成的不断加剧的农牧矛盾，从而涉及到民族关系问题。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根据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的指示和盟委的安排，杰尔格勒同志站在解决矛盾的最前沿，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一） 下大力气抓国民经济调整

1962年夏季，盟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杰尔格勒同志对当时全盟面临的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并作长篇总结发言。这个当时还标有“绝密”字样的发言在肯定前段工作以后说：呼伦贝尔盟的形势也属于像党中央所指出的是那些“最严重的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的地区中的一个。其主要表现是林业、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超过了农业基础，同农业不相适应，以致在粮食上出现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现象。而农业生产这几年来，又由于天灾和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造成了很大的减产，生产力也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很难在短期内恢复。全盟城市和乡村出现了吃、穿、用不足的比较严重的交困局面。在农业生产下降的同时，相反的，粮食供应人口却有急剧的增长。1960年达到116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1.2倍，农业人口与粮食供应人口的比例是1:1.43；经过1961年的调整，年末实有供应人数仍有87万，其比例为1.07:1。这样，全盟每个人口占有的粮食，从1958年的954斤下降到1961年的484斤。而正常的消耗，像前几年市场上可以随便买到烧饼、果子的时候，每人平均要消费760斤粮食。1959年以前，我们基本上是余粮户，现在变成了缺粮户，1961年征购的粮食满足不了盟内城镇当年供应的需要，还要由自治区调入5万吨（已决定调给3万吨）才能维持现在这样的低标准。因此，粮食不能自给自足，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主要和最大的困难。

面对上述困难和复杂的局面，杰尔格勒同志指出了克服的办法：一、减人压粮；二、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克服当前困难的唯一出路。为此，他从关于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这个大题目出发，要求全盟各旗市、各单位结合企事业单位调整和机关机构的裁并，狠抓职工精简，大力压缩其他城镇居民，扩大粮食自给范围，做好安置工作，明确有关政策界限，加强领导等，做好这一工作。他特别强调，林业、铁路等三大企业的精简任务是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确定的，必须坚决地保证完成。由此，全盟开始了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为重点的大规模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作为盟党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党委书记的杰尔格勒同志，本次会议以后，就以主要精力抓精简工作，抓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对重点单位，他亲自听汇报，督促精简任务的落实；对进度较慢、工作有难度的企业，亲自下去检查，研究有关措施的落实和保证任务的完成。他还深入到一些旗市，检查指导精简和恢复发展农业工作，要求各旗市把领导力量分成两摊子，一摊子抓精简，一摊子抓农牧业生产，广泛调动所有干部的积极性，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好。

1962年7月初，也就是盟委的这次会议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乌兰夫主席的陪同下，到呼伦贝尔盟检查工作，实际上主要是到大兴安岭林区检查、督促精简任务的完成情况。针对林区精简工作中的一些具体情况和困难，李雪峰同志说，现在国家处在非常困难时期，是我们开国以来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困难的表现，主要是工农业摆的不对，城乡摆的不对，城市人口超过农业的负担。没有吃的什么事也不能办。现在的经济形势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只有精简。今年的精简是非常时期的精简，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小局要服从大局，既要坚决完成生产任务，又要坚决完成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下达的精简1.4万人的任务。杰尔格勒同志陪同了这次检查，他深为李雪峰的讲话所震动，亦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他按照盟委的部署，抓精简工作，并由此掀起一个高潮。经过艰苦努力，呼伦贝尔盟完成了精简任务。据有关资料统计，至1963年9月，全盟范围的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工作基本结束，共精简职工22.19万人。减少吃商品粮人口59万人，从而有效地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买、提高”的方针，为呼伦贝尔盟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包含着杰尔格勒同志艰辛的努力和大量心血的付出。

 （二）努力、认真解决农牧矛盾

1960年夏季，为解决粮食困难问题，国家农垦部从黑龙江省牡丹江垦区调来大批队伍和农业机械到呼伦贝尔盟牧区开荒和办国营农牧场。由于仓促决策，事先缺乏周密的勘察和论证，没有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不管土层厚薄，也不管畜牧业生产的需要，只图机械作业方便，大面积开垦，尤其是开垦了一些不宜垦种的腐殖质层浅薄的沙壤草原和牧民用的打草场、放牧道，结果引起当地牧民的不满，群众反映十分强烈，从而引发了农牧矛盾。如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一带被开垦后，国营农牧场种上了小麦，而这麦田正处于牧民畜群赶赴夏营地的牧道上，由于牧道留得太窄，有的牲畜就进麦地啃吃麦苗，被护青的农牧场工人枪杀，引发了尖锐的矛盾和纠纷。这看似农牧矛盾，实际上在其背后隐含着民族矛盾。为此，乌兰夫主席于同年9月到呼伦贝尔盟调查，并根据调查，向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写了一封信，提出在草原开垦农田的7条原则，总的精神是，在保护和促进当地畜牧业生产的前提下，可以开垦一些草原。乌兰夫主席的这封信连同7条原则，于当年10月由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向各盟市转发，要求遵照执行。

然而，这封信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事隔两年之后，1962年7月，乌兰夫主席陪同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再次来到呼伦贝尔盟，乌兰夫主席在盟委召开的会议上，对因开垦引起的问题，主动承担责任，说如果呼伦贝尔盟工作有缺点错误，责任首先应该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没有把责任推给下面，这使与会同志深受感动。为使与会同志深刻认识这个问题，乌兰夫主席明确指出：历史上，东北军阀统治时代就发生过鼓励和支持汉族农民向蒙古族发展畜牧业的草原地带开垦的事件，迫使蒙古族牧民一步一步向边境地区退让，这种做法被称之为“赶边政策”。乌兰夫主席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和国营牧场职工，要吸取历史教训，注意民族团结。正在此时，中共中央批转了西北局关于解决在牧区办农场问题的报告。乌兰夫主席提出，就按党中央批转的文件精神办理，即：办国营农牧场严重影响畜牧业的，一律停办；对畜牧业妨碍不大，牧民意见不多的，经过同当地牧民商量，在有利于发展畜牧业的原则下，适当收缩和调整；对畜牧业无妨碍的，在有利于发展畜牧业的原则下，争取办好；对弃耕的新开土地，应由原开垦单位负责必要的平整；已开的沙地要迅速种草种树。其间，杰尔格勒同志陪同乌兰夫主席一行深入到牧区、国营农牧场，与陈巴尔虎旗牧业劳动模范胡和勒泰长时间谈话，与牧场职工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与科技人员多次探讨。经过调查，乌兰夫主席一行发现存在的问题比预想的严重的多。在他的建议下，1962年7月，盟委召开有关各旗市县委书记、各国营农牧场党委书记或场长参加的农牧场工作会议，以贯彻落实乌兰夫主席的上述指示精神，讨论和解决当时国营农牧场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会议结束时，由杰尔格勒同志作总结。他在总结中坦承：从盟委领导农牧场工作上检查起来，也发生了很多缺点和错误，有些错误的性质是很严重的。主要是1960年以来在岭北开垦大量草原，事先缺乏勘察规划，没有同牧民群众商量，造成了农牧矛盾，影响了民族团结。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和乌兰夫主席针对当时发生的问题，根据牧民群众的意见，曾给我们指出开垦不当的错误，并提出开垦草原的“7条”限制性规定。但由于我们没有把发生的农牧矛盾提到民族问题的原则高度，没有对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的指示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这一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

在这次会上，杰尔格勒同志着重讲了调整问题，他说：岭北是“以牧为主”的民族地区。呼伦贝尔草原是我国著名的四大草原之一，又是全国三大良种牲畜基地之一。从自然条件看，适于发展牧业，对于发展农业则有许多不利的方面。加上这里历史以来就是蒙古、达斡尔、鄂温克、布里亚特等少数民族传统的经营牧业的地区，而牧业从全国来看，又是急待发展的经济部门。事实很清楚，从外边大量强加进来的农业，不但发展不了，还必然挤垮和破坏原来的牧业，在政治上招致少数民族的反对。把他们挤得走投无路，这块地区不大，往哪里去呢？大有跑到外国去的危险。现在已经有了这种苗头。所以说，无论从哪方面看，呼盟岭北地区，只能大搞牧业，成为牧业基地，不能大搞商品粮，只能在支持牧业和不影响牧业发展的条件下适当搞些农业。也不能从外地大量的增加人口。因此，国营农牧场的调整势在必行。他强调：必须首先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解决农牧矛盾，调整民族关系，坚决按党中央批转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关于解决牧区农牧矛盾的三条规定办事。并且要全面地认真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和提高干部；其次，要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党中央指出：“牧区工作，千条万条，增加牲畜是第一条”。在以牧为主的地区，举办各种事业，发展多种经济，都必须服从这个总的方针，在牧区办国营农牧场也必须以牧为主，根据可能适当经营一些农业，要为牧业服务。

本次会议之后，根据乌兰夫主席的指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书记处候补书记胡昭衡同志留下来，协助盟委做调整工作，盟委则由杰尔格勒同志具体负责实施。

经过一段时间努力，1962年8月，胡昭衡、杰尔格勒同志就《关于呼盟岭北牧业四旗国营农牧场新开垦草地封闭问题的意见》向乌兰夫主席请示。20日，乌兰夫主席就这一来电请示给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写信，基本同意《意见》中提出的由于盲目开垦草原所造成的农牧矛盾和影响民族关系的几种不同情况的处理意见，要求遵照执行。据党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乌兰夫传》“一段历史的述说”中称，  “在肯定农垦工作的前提下，对开垦中引起的问题，首先由我（乌兰夫）和自治区党委承担了责任，而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把原有的26个国营农牧场调整成了19个，撤并了7个，封闭了200多万亩已开垦的不宜耕种的土地，使其还草还林。同时，恢复了1958年以来并入国营农牧场的10余个人民公社建制和公私合营牧场。在调整中，强调了做好思想工作和团结工作，妥善安置农牧场的职工。因为工作做得比较细，基本上做到了各方面都满意。我也认为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成功的。”   

杰尔格勒同志对乌兰夫主席两年中前后两次到呼伦贝尔盟检查工作，特别是解决牧区盲目开荒问题，感触颇深。他深为乌兰夫主席的高瞻远瞩，对问题把握的深度与高度，勇于承担责任，以及与基层干部、职工和普通牧民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所折服，而所有这些，都化作他工作上的动力。事实证明，妥善处理盲目开垦草原的问题和调整、压缩国营农牧场规模，对60年代呼伦贝尔盟国民经济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因此引起的农牧矛盾、民族关系问题，起到了积极的缓和作用。杰尔格勒同志功不可没。

三

呼伦贝尔盟地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部边疆，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做好民族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世纪50年代，随着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自治旗的成立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确认达斡尔族、统一鄂温克族族称，呼伦贝尔盟的民族工作步入了一个辉煌时期。60年代，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呼伦贝尔盟以处理因盲目开垦而产生的农牧矛盾为契机，开始全面检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工作。作为盟党政主要负责人，并一度代理盟委书记主持盟委工作，杰尔格勒同志与盟委一班人一道，遵照乌兰夫主席的指示，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处理民族问题，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处处维护和增强民族团结（包括少数民族内部的团结），大力培养和提拔、关心少数民族干部，加强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使呼伦贝尔盟的民族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解决农牧矛盾、消除民族隔阂和加强民族团结方面，如前所述，60年代初期因盲目在牧区开垦引发农牧矛盾、进而影响民族政策的贯彻。作为分管牧区工作的杰尔格勒同志遵照乌兰夫主席的指示，从两方面做工作：对国营农牧场干部和职工，做尊重牧区少数民族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工作，要求他们安心牧区工作，把牧区当做自己的家乡来建设，以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部边疆，并要求他们加强与所在地区和周边少数民族牧民群众的交流、沟通，增进感情，认真落实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和呼伦贝尔盟委关于调整国营农牧场、封闭一部分盲目开垦的土地、恢复草原植被的决定，同时对决定保留的耕地要搞好农牧结合，保护好土壤植被，争取永续利用。对牧区广大少数民族牧民群众，宣传解释此次开垦不同于历史上的“赶边政策”，开荒是为了解决当前粮食困难、进而解决人口吃粮问题，而引起的农牧矛盾是领导筹划不周造成的。通过这两方面做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尽管那个时期全国闹粮荒，日用品供应紧张，城镇许多工厂下马，许多工人和城市居民被精简下放农村，牧区灾害频繁，但牧区整体上说是稳定的，边境地区也是安定的。因盲目开垦而引发的农牧矛盾、民族矛盾的顺利解决，这是和杰尔格勒同志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宣传民族团结和开展工作分不开的。

由于历史原因，呼伦贝尔盟牧区旗和苏木（当时称人民公社）两级的负责人相当一部分由外地调来的干部充任，1960年后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这些外来干部绝大多数是蒙古族，是属于科尔沁、扎赉特部的，他们同世代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巴尔虎蒙古族（又有新、陈巴尔虎之分）、布里亚特蒙古族在语言、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上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再加上工作作风上、思想认识上的差别，干群关系就产生了一些不协调现象，甚至还有些隔阂。当时，外来干部被某些当地干部和群众背后称之为“敖登哈尔沁”（意为穿短袍的蒙古人），意思是和这里“穿长袍的蒙古人”不一样。这明显的影响民族内部的团结。对此，杰尔格勒同志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强调都是蒙古人，为什么要分长袍、短袍呢？他在向当地干部和牧民群众做思想工作时指出，外来干部是为牧区生产发展服务的，是为边境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对外来干部，杰尔格勒同志强调他们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要尽快融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好工作。

正是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工作，杰尔格勒同志在牧区享有很高的声望，牧区干部和群众都对这个“爱民达拉嘎”充满信任，只要有他出现，他们都相信一切困难和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在培养、使用和关心少数民族干部方面，相对呼伦贝尔盟来说，杰尔格勒同志也是外派的领导干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充分意识到，做好工作，特别是做好牧区工作，除认真依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外，还必须紧紧依靠、尊重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那些土生土长的巴尔虎、布里亚特蒙古族和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干部，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在工作中培养他们。在盟里讨论和处理牧区的重大问题时，他格外注意征询当地干部和畜牧部门领导同志的意见，下乡到牧区时注意倾听旗领导和基层同志的意见。正因为如此，他和当地成长起来的干部——如前文提到的占布拉扎布、义恒格、阿毕德、额勒伯尔图、拉木、阿木古郎、恩和、图盟巴雅尔等人长期保持着密切工作关系，他信任、尊重他们，并在工作中大胆使用他们。这些干部不负众望，也都在工作中成长为领导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经验的领导干部。

乌兰夫主席在呼伦贝尔盟检查工作时，曾就培养民族干部发表3次讲话，强调要认真培养本地区的民族干部。杰尔格勒同志对此非常赞同。在盟委有关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培养和使用当地干部的重要性。1963年，在他的积极参与下，盟委制定并经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党委转发《呼伦贝尔盟关于牧区干部工作情况及改进意见的报告》，强调对牧业四旗干部，在积极培养的基础上，逐步提拔和增加一些本地民族干部。据《呼伦贝尔盟民族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记载：当年，在组织部门考核的基础上，提拔牧业四旗本地民族干部共89名，其中旗级5名、科（苏木）级干部45名、其他干部39名。同时，吸收新干部82名。1964年9月，为了培养、提高少数民族干部，在杰尔格勒同志的主持下，由牧业四旗选调12名本地少数民族干部到内蒙古党校学习。经过一年多的学习，这些民族干部在毕业后回到所在旗继续工作，发挥了骨干作用。

与此同时，杰尔格勒同志还对当地少数民族干部给予了极大关心。都嘎尔扎布是新巴尔虎蒙古人，早年曾在日本留学，1947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次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旗级、副盟级领导职务，在牧业四旗干部和群众中享有较高声望。2008年在其晚年所撰写的回忆录——《沧桑岁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中有这样的记述：1961年5月，他因所谓的“日本特务”问题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副盟长职务、行政降两级（由14级降为16级）处分，并下放科尔沁右翼前旗呼和哈达牧场任副场长。临下去之前，杰尔格勒同志约他到牙克石谈话，耐心地听取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安慰他到下面好好干。次年7月，杰尔格勒同志到呼和哈达牧场检查工作，关心地问起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并指示牧场在党委开会研究畜牧业生产时让他参加。1962年8月，在乌兰夫主席有关使用曾经在日伪时期做过一些错事的当地民族干部的指示下，都嘎尔扎布以委员身份参加盟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并被推荐、当选为盟政协副主席，又回到盟里工作。1963年3月，杰尔格勒同志找他谈话说，因工作需要，经请示自治区后决定恢复他的副盟长职务和行政级别，并鼓励他要做好工作。这使都嘎尔扎布深感意外和高兴。杰尔格勒同志还亲自向不了解这一新的任命情况的有关旗市打电话，为都嘎尔扎布副盟长下去开展工作铺路、打招呼。所有这些，都使都嘎尔扎布深受感动，在自己“落难”时曾有人过问、关心、帮助，“东山再起”时又有人给予关怀。1980年，都嘎尔扎布同志一案得以彻底纠正、平反。

在蒙古语言、文字的学习与使用方面，呼伦贝尔盟是以的多民族聚居区，而蒙古语言与文字的使用，至少在清雍正十二年( 1734)新巴尔虎蒙古族由“外蒙古”迁入即已开始。清末民初直至1949年以前，蒙古语文已在官方公文和教育部门中得到运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这一工作的开展，呼伦贝尔盟也一度在50年代形成过学习使用蒙古语文的高潮。60年代初期，鉴于呼伦贝尔盟在民族工作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乌兰夫主席在两次视察工作中，曾就贯彻落实包括学习蒙古语言文字在内的党的民族政策提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由此，全盟这一工作再次得到重视。作为分管牧区工作的杰尔格勒同志，认真贯彻落实乌兰夫主席的指示，无论是在直属机关，还是在牧区，他都大力提倡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提倡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鼓励蒙古族干部学习使用汉语。一些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学习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蔚然成风。而对于蒙汉兼通的干部，杰尔格勒同志更给予特别的重视。“四清”运动开始后，他亲自在盟直属机关中物色和动员能用蒙古语言文字向牧民宣讲党中央文件的环节干部，时任盟委纪检组副组长的照那斯图（后任盟政协副主席）同志即是其一。杰尔格勒同志能操一口流利的蒙古语，这为他开展牧区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但他还是为自己蒙古语文水平较低而深感遗憾，曾表示要去学习，但繁重和紧张的工作却使他未能如愿。

在落实党的民族统战政策方面，杰尔格勒同志身为盟政协负责人期间，注重抓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上层人物的工作，关注他们的学习与进步。如1962年底至1963年5月，有关方面曾组织100多名民族上层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座谈、参观和学习活动，杰尔格勒同志亲往参加，并对他们进行系统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其间，根据党中央和自治区的有关指示精神，他督促有关部门抓紧解决和落实经济退赔、政策兑现工作，即：凡是在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期间平调牧主、喇嘛财产的要彻底退赔；扣发的工资、定息，予以补发；降职降薪的予以复职复薪。上述活动与相关政策的落实，促进了牧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亦使他们亲身感受到党的“安排、使用、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没有变。杰尔格勒同志还与他们中的代表性人物安布拉（新巴尔虎左旗牧主，后任公私合营嵯岗牧场副场长）、嘎拉憎（曾为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庙主持活佛，后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主席）等有过较多接触。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和提供开展工作的便利，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外，在开展工商界人士工作方面，杰尔格勒同志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充分使用”，“主要抓紧、次要放松”的工作方针，坚持在精简人员，压缩城市人口中“资产阶级不精简、不下放”的政策，稳定和团结了大多数工商业者，使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形势，克服困难，坚定跟党走的信念，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四

杰尔格勒同志为呼伦贝尔盟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为各民族间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亦以工作干练、处事果断、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平易近人而在呼伦贝尔盟广大干部和各民族群众中享有崇高声望。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杰尔格勒同志受到严重冲击。他是呼伦贝尔盟在“十年浩劫”中最早被“打倒”的人，是受到打击、折磨、摧残最重的人，也是被“解放”最晚的人。一个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即参加革命工作，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政府成立，为内蒙古牧区民主改革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优秀党员、杰出领导干部，1966年8月以“问题严重”为由被停职反省，当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判，进而被打成“乌兰夫——奇峻山、杰尔格勒反党叛国集团”、“奇峻山、杰尔格勒逃蒙集团”、“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民族统一党”头子。其间，被迫检查，挨批斗无数次，隔离反省、劳动改造、军事管制……这些对他思想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摧残都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挖肃”时，由于他拒不承认自己参加过“内人党”，曾受到残酷批斗，“文化大革命”后期检查身体，发现有5根肋骨骨折，当时根本未获得任何治疗，结果5根断骨有的与脊椎骨脱节，有的错位联结。尽管受到如此非人的待遇，但他仍坚信党，坚信群众，坚信社会主义，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当时的情况下，杰尔格勒同志一是实事求是地谈当时的情况，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不夸大，不隐瞒，不推诿；二是只谈自己，不谈别人。重新恢复工作后，特别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上述冤假错案的平反，杰尔格勒同志站在党中央文件的高度，高瞻远瞩，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中国共产党在前进的道路上所犯的错误，不去计较那些曾经批斗过自己的人，也不去追究基层被“左”风煽起来的犯武斗错误的工人民群众的责任。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少数民族领导干部杰尔格勒的坚定信念、高风亮节。

1972年12月，杰尔格勒同志重新恢复工作，担任中共呼伦贝尔盟委常委、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党委书记等职。其间，面对混乱的生产、工作秩序和遭到严重践踏的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杰尔格勒同志深感工作来之不易，不计个人得失，在可能的范围和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一手抓经济建设和整顿工作秩序，一手抓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最大限度地力挽困难局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杰尔格勒同志精神振奋，以更加旺盛的革命精神和极大地热情投身到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此时，他再次走上主要领导岗位，于1977年5月担任中共呼伦贝尔盟委副书记、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次年6月任盟委副书记、盟革命委员会主任。他深为失去的10年大好时间而惋惜，又为百废待兴的局面而深感时间的紧迫和责任的沉重。他集中主要精力，与盟委一班人一道，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领导全盟深入开展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进行拨乱反正和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党的干部政策、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纠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为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和含冤去世的各级各民族干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间，他积极参与、促成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中呼伦贝尔地区最大冤假错案——“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民族统一党”的平反工作，亲自在大会上为盟直属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宋恩吉、贺其尔图、谢化民、业喜丹巴等43名同志平反昭雪。在调往自治区工作以后，杰尔格勒同志仍然关注着呼伦贝尔盟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亲自听取有关同志关于这一方面的工作汇报并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指示。

 二是在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领导全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期间，呼伦贝尔盟国民经济发展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挫折，1976年全盟社会总产值仅比1966年增长19.5%，10年中有8年的社会总产值低于1966年。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杰尔格勒同志日以继夜地工作，千方百计想办法，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殚精竭虑。这一期间，盟内召开的各种会议之频繁，亟待解决的问题之多，都是以往任何时候不可比拟的。而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杰尔格勒同志，或亲自参加上述会议，或亲自在会上作报告。他强调，要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破坏生产和工作秩序的罪行，狠抓企业整顿，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健全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职工队伍的团结，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就是在调往自治区工作的前夕，他还在为全盟畜牧业过冬过春工作会议作报告和总结，提出“为尽快把呼伦贝尔盟建设成具有现代化水平的高产、优质、稳定的畜牧业基地而奋斗”的口号，希望尽快把呼伦贝尔盟的畜牧业搞上去。

凡此种种，杰尔格勒同志为初步扭转和恢复、发展呼伦贝尔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为全盟准备贯彻实施党在新时期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78年10月，杰尔格勒同志调离呼伦贝尔盟，任中共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委员会副书记、自治区副主席。由于长时期紧张工作、劳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他的摧残，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损害，1982年2月26日因心肌梗塞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65岁。杰尔格勒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同年3月20日、21日，根据他生前的遗言，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和呼伦贝尔盟党政主要领导、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负责人，以及亲属的参加下，将他的骨灰分别撒在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林区。

杰尔格勒同志把自己的遗愿留在了他曾工作过的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森林，亦给呼伦贝尔各族人民留下了深深的怀念！

（执笔：呼伦贝尔市档案史志局 苏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