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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 （名人专访）当代国学泰斗：张岱年
  •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1995年8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坐满了来自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港澳台等1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这里正在举行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只要我们给它正确的解释，注入新的生机，使之‘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就会对世界和平与文化进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话音刚落，掌声立刻充满整个会议大厅。发言者是位鹤发童颜的老人，他就是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张岱年。我目睹了这个使人振奋的场面。
    　　时隔7年后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拜访了这位国学大师。先生今年九十有三，满头银发，面容清癯，目光中透着哲人的睿智。老人身着褪色的蓝灰色中山装，脚穿圆口布鞋。他面带微笑和夫人请我们一行落座，这位优秀知识分子使人仰慕和敬重，然而又是那么慈祥和善。
    　　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沧县，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任清华大学助教、中国大学讲师、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真与善的探索》、《文化与哲学》。
    　　先生的父亲是清光绪二十九年的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的众议院议员。母亲赵太夫人，生三子二女，勤俭持家，温良敦厚。其长兄张申府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于黄埔军校任职，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35年“一二·九运动”游行活动的总指挥；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新实在论的代表，深得罗素哲学要旨。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为张岱年奠定了爱国主义思想基础，并使他走上毕生致力于国学研究的道路。
    　　张岱年读小学时就对国文课本中的《达尔文传》感兴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初中读书就有志于学，对宇宙、人生等重大问题感兴趣，时常读哲学概论一类的书，从此养成了独自沉思的生活习惯。1928年3月，先生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关于列子》，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报刊上发表学术文章。其后，他虽在师大听课，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和阅读西方哲学英文原著。而其学术生命始于1931年，时年22岁。他青年时代便有了较深的哲学功底　，思维能力、表述能力迅速提高，宏观驾驭能力日渐成熟，纵向和横向的理论概括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明显增强　，这主要表现在他27岁时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的问世。1936年春，先生用了一年半时间，完成了这部50万字的专著。当他请冯友兰先生评阅此书时，冯先生给予了高度赞誉。此书的价值在于展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问题争论做了较全面的阐述，对中国哲学理论的特点作了比较恰当的说明。此书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致知问题的论述，使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没有认识论的流行观点难以立足。书中着重讲述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学说与辩证法思想。对宋代以来的唯物论进行弘扬，在哲学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书论证的观点及其论证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对他的影响。出版后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
    　　20世纪40年代，张岱年生活日趋动荡和窘迫，可依然笔耕不辍，思维向哲学深度发展，先后写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提出了自己对于哲学的本质的观点与关于演绎法、归纳法与辩证法三者关系的见解　；论证了外在世界的实在；论证了理在事中、一本多级的唯物观点；提出了一个以刚健而和谐为主旨的人生理想。这些论著直到1988年，才连同历年的思想札记，以《真与善的探索》为题，由齐鲁书社出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岱年正值不惑之年,他开始了新的生活。1951年，他被提为教授。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精力充沛 ,边教学边著述 ,于中国哲学史方面多有贡献。1954年撰写了《王船山的世界观》，这篇文章详细分析了王船山的唯物学说和辩证思想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关于王船山哲学的专论。文章得出的结论，受到贺麟、金岳霖的赞同。他编写的《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宋明哲学史的论著，于1957年至1958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
    　　其后，张岱年发表《张横渠的哲学》，详细论述气化学说，肯定张横渠思想的唯物论本质 。继而，为了对气、太虚、天、道、太极、理、神、本体等8个范畴进行诠释 ，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的文章。由于对哲学中唯物与唯心的斗争与伦理思想的关系感兴趣，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写了《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文章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先生年过古稀之际，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他情绪高涨，思想活跃，仍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其著述的丰厚，受到整个学界的瞩目与尊敬。
    　　关于孔子。1980年，他在《孔子哲学解析》中，对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象征的孔子思想进行透彻的辩证分析，指出孔子思想的10个特点，这10个特点是：述古而非复古；尊君而不主独裁；信天而怀疑鬼神；言命而超脱生死；标仁智以统礼乐；道中庸而疾必固；具生知而重闻见；宣正名以不苟言；重德教而卑农稼；综旧典而开新风。我认为孔子决非复古主义者，虽然赞扬周道，但也主张对于周道有所损益。孔子认为如果人君欣赏“言莫子违”，就是丧邦的危险，足见他是反对君主独裁的。孔子的中心观念是仁，《吕氏春秋》说：“孔子贵仁”是正确的。孔子兼重仁与智，这是儒家的特点。孔子学说也有缺陷，就是轻视生产劳动，这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消极影响。孔子整理了《诗》、《书》、《春秋》等文化典籍，开创了大规模的私人讲学和士人参政的新风，在文化学术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基于这一认识和对历史的反思，张岱年于1983年曲阜召开的孔子思想讨论会上发言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或者说也应该过去了，现在到了科学地讨论孔子思想的时代。
    　　关于老子。这方面的论述和观点主要反映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老子哲学辨微》等文章中。他认为，从思想的传承看，老子的“自然”观念是王充唯物主义学说的前导；老子的“有生于无”观点又是王弼唯心主义学说的前导，即在老子哲学思想中既有唯物主义又有客观唯心主义。
    　　关于《易经》 。他撰写《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对《易经》年代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考证。认为《易经》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并对其中本体论学说与辩证思想作了较详细的阐发，肯定了《易经》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价值。
    　　关于庄子。他在《论庄子》一文中，对庄子思想进行了较深刻的分析，认为庄子不是主观唯心论，也不是不可知论，而是客观唯心论。
    　　关于宋明理学。他在《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等文章中，对长期讨论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简要阐述：
    　　一、宋明理学是与当时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起了维护当时社会秩序的作用，当时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所以不能说宋明理学是反动的；只有明代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以后，理学才可以说逐渐转为反对的。二、理学家虽然受了道家、佛教的一些影响，但基本上是反对道释的，实际上他们是依据孔孟的基本观点回答了道家佛教所提出的问题；理学思想是对于孔孟学说的复归，是孔孟学说的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不能说宋儒是“阳儒阴释”，也不应讲“朱羽陆释”。三、理学家基本上不信鬼神、不讲上帝、不谈死后问题，所以不是宗教 。儒 、道释在唐宋时代虽然并称“三教”，所谓教是教化之义，不是现代所谓宗教。佛教、道教都是宗教，但是与道教关系密切的道家并非宗教。儒学更不是宗教。四、一般的见解认为宋明理学分为程朱、陆王两大派，我以为不然。在程朱、陆王两派之外还以张横渠(载)、王浚川(廷相)、王船山(夫之)为代表的另一学派。程朱学派可称为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学派可称为主观唯心主义；张王学派则可称为唯物主义学派。以往讲明代哲学的都不讲王廷相的思想，事实上，照其理论贡献来说，王廷相乃是明代最卓越的哲学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张岱年对宋明理学的认识是客观中肯的，对这方面的研究既是提炼，又是启示。此外，他还对中国哲学范畴体系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反响。
    　　关于中国的伦理思想与价值观。先生在《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评述，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谈到道德准则时，他在梳理了各家之说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古以来，道德原则都是具有普遍性形式的，只不过不同阶层各自蕴含的特定内容不同而已。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最高道德是“三纲五常”，如何评价其作用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先生认为“三纲”应列入批判对象 ；而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固然有其阶级性，但其中蕴含着维系社会普遍道德的积极思想。比如“五常”之中最单纯的“信”，即是要人们说话要符合事实，这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基本准则，是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仁爱”说是古代人道主义，对于反对暴虐的苛政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不仅含有尊重人的社会地位，还指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为了维护自身人格尊严、挽救民族危机或拯救他人生命敢于自我牺牲，这种舍生取义的观念已经上升为高尚的道德信念。上述传统思想经过扬弃，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先生善于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述复杂的哲学命题。简明是不易做到的。就如同要给别人盛满一杯水，自己先得有一桶水一样。
    　　关于中国哲学中价值观的研究，是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1988年，他撰写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人格观念》等文章，从而拓宽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对中国哲学史，先生特别注重三点：一是弘扬唯物论传统，二是阐发中国的辩证思想，三是显示中国的人本思想。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每一时代都有宣传唯物论的哲学家，不过其所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谈到哲学理论问题，先生说他始终坚持唯物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被辩证唯物论的真理光辉所吸引。他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在文章中引用列宁的话了，尤其是对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更是爱不释手，反复钻研领会，同时对现代英国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倍加欣赏。先生在治学中，力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精髓思想结合起来。先生著述有一个鲜明的思想脉络，就是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理想的图腾，而是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审视。他在文化研究领域也独树一帜，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两点：一是中西文化的综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之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与近代西方的文化成果，汲取西方科学成就及其与科学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哲学思想；二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的精髓思想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与反理学思想的综合。先生说，这一论点的理论基础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原理。非贯通难以深入，非厚积无以浅出，阅读他的文章，听他讲学，是一种享受。艰涩深奥的哲学原理，经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便逐渐生动起来。
    　　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广泛涉猎国学诸多领域，远慕孔、墨、孟、庄的宏卓深湛，对外钦敬西方哲学家的笃实缜密。他以其宽广的胸襟 ，博采古今中外哲人的真知灼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的哲学命题及其透彻的表述，反映的绝不是个体的所感所悟，而是当代中国哲人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历史和历史的思想的认识结晶，在本质上反映的是我国当代的社会文化的进步开放程度和思想水准。在他对某个哲学命题进行长时间思考，付诸于文字进行表述时，那一个个概念、一个个范畴，就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和灵性。
    　　先生除在国学研究方面多有建树之外，于培养后人方面也颇下功夫。经常有对中国哲学史感兴趣的学生，向他请教学习的基本方法。先生说学习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入门有四条是必须要做到的：其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几千年来人类进步思想的结晶，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根本规律，这是我们今天进行科学研究的指南针。但是在具体分析的时候，不要忘记历史发展的实际中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其二是要选读中国哲学史教材和专著。出版界有很多《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和专著，这是学习用的主要参考书。初学者可以任选一种细心阅读，再参考别种进行比较。一方面尊重前人研究的成果，一方面要发扬独立思考的精神，既不要随意立异，也不要轻易苟同。其三是要研读哲学古典原著和有关资料。学习哲学史，必须接触原始材料，仅看几本哲学史是不够的，可以在先看几部资料选辑一类的书。在此基础上，还必须阅读历代哲学家的古典原著，特别是先秦诸子的几部著作 ，如 ：《论语》、《孟子》、《周易》、《老子》、《庄子》、《管子》、《荀子》、《韩非子》等，要连同注解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用心去体会。其四是要具备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知识。西方哲学的长处是要领比较明确，层次比较明显，对于训练思维能力，有不可忽视的长处。如果把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观念和观点，与西方哲学中相似相近的观念观点对照研究，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古代哲学著作所包含的深湛义蕴。学习哲学史，必须对最基本的概念有很明确的了解，如什么是本体论，什么是认识论；什么是客观唯物主义和什么是主观唯心主义。在谈到怎样撰写学术论文时，先生要求首先要充分了解学术界在某一方面的已有成就，接下来依次是充分掌握关于某一问题的所有资料，发挥独立思考之后的新见解，有事实根据、条理清楚、观点明确，要解放思想、坚持真理。他企盼年青人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能够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为了进行理论思维的锻炼，又说“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先生引用这两句话，强调哲学的意义并告诫年青人在理论研究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只有好学深思，充分领会前人之意，才能有所创见。
    　　先生于培养后人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作为研究生导师，为我国哲学研究领域培育了许多出色人才。他培养的学生有多人已成为学术界的活跃人物，为国学研究领域带来朝气和活力。程宜山在先生的指导下研读中国哲学史，他天资聪颖，文笔雄健，毕业后为《中华的智慧》问世出力甚多，不幸英年早逝，使先生每每伤感不已。其学生范学德、刘鄂培、陈来、刘笑敢、李存山等人，都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成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羊涤生是先生的弟子，虽已年过七旬，但不赋闲在家，担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为学会操劳。
    　　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朴素的感情已经升华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限忠诚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早在1926年初中毕业时 ，先生在“终生志愿”一栏，填写了“强中国，改造社会”。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他离校滞留于京，闭户读书，誓不与敌伪合作。1957年至1978年，其间二十余年被迫中断学术生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资产阶级教授”靠边站，曾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间，他表现出“见侮不辱”的超脱与凝重，常常于夜阑人静时，饶有兴趣地仰望着皎然星空。重新获得政治生命时，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然而他的信仰和独立思辨能力没有被不公正的漫长岁月所稀释和化解，老而弥笃，老而弥坚，他又以饱满的热情重新投入著书育人之中。他坦言：“我在哲学上，一贯信持辩证唯物论；在政治上，我一贯拥护社会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1983年，先生实现了这个愿望。先生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名节自重，没有为自身的挣脱迁及同类，一身正气，不逢迎，不阿谀。先生是社会良知和人的基本价值与尊严的维护者，更是社会责任的高度自觉的承担者。许多人从他那里懂得了如何做学问，更懂得了如何做人。冯友兰曾用孔子的“刚毅木讷近仁”形容先生的精神境界。谈到对今后有什么想法时，老人不无遗憾地说：“真想把《天人关系论》完成”。去年春节，中华孔子学会学人聚会，先生即席发言说了三句话：19世纪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世纪，21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世纪。老人家还说，怎样才能发展中华文化的张力和理论精华，并借鉴吸纳发达国家以及全人类的先进文化，来构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他思考最多的问题。他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付出了所能付出的一切，书架上那厚厚的《张岱年文集》，向世人传达着广博的文化信息，字里行间浸透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的深厚感情。为此，几乎耗尽他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过滤和辩析，体现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对中华古老文明的呼唤与回应和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吸纳。对传统文化进行回顾、审视、清理、厘定时，能从中提取出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民族心理素质健康成熟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岱年追求真理的过程及其成果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将愈显示出珍贵。
    　　临别时，我问先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核心是什么?先生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位国学大师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八个字。回望兰旗营那座北京大学的乳白色教授楼时，我想到了两句话：
    　　他是个为中华民族奉献了九十三年的人。
    　　他是个为追求真理奋斗了九十三年的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报专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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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8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坐满了来自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港澳台等1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这里正在举行儒家思想与市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只要我们给它正确的解释，注入新的生机，使之‘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就会对世界和平与文化进步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话音刚落，掌声立刻充满整个会议大厅。发言者是位鹤发童颜的老人，他就是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张岱年。我目睹了这个使人振奋的场面。
    　　时隔7年后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拜访了这位国学大师。先生今年九十有三，满头银发，面容清癯，目光中透着哲人的睿智。老人身着褪色的蓝灰色中山装，脚穿圆口布鞋。他面带微笑和夫人请我们一行落座，这位优秀知识分子使人仰慕和敬重，然而又是那么慈祥和善。
    　　先生1909年出生于河北沧县，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任清华大学助教、中国大学讲师、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真与善的探索》、《文化与哲学》。
    　　先生的父亲是清光绪二十九年的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的众议院议员。母亲赵太夫人，生三子二女，勤俭持家，温良敦厚。其长兄张申府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于黄埔军校任职，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35年“一二·九运动”游行活动的总指挥；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新实在论的代表，深得罗素哲学要旨。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为张岱年奠定了爱国主义思想基础，并使他走上毕生致力于国学研究的道路。
    　　张岱年读小学时就对国文课本中的《达尔文传》感兴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初中读书就有志于学，对宇宙、人生等重大问题感兴趣，时常读哲学概论一类的书，从此养成了独自沉思的生活习惯。1928年3月，先生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关于列子》，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报刊上发表学术文章。其后，他虽在师大听课，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和阅读西方哲学英文原著。而其学术生命始于1931年，时年22岁。他青年时代便有了较深的哲学功底　，思维能力、表述能力迅速提高，宏观驾驭能力日渐成熟，纵向和横向的理论概括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明显增强　，这主要表现在他27岁时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的问世。1936年春，先生用了一年半时间，完成了这部50万字的专著。当他请冯友兰先生评阅此书时，冯先生给予了高度赞誉。此书的价值在于展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问题争论做了较全面的阐述，对中国哲学理论的特点作了比较恰当的说明。此书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致知问题的论述，使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没有认识论的流行观点难以立足。书中着重讲述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学说与辩证法思想。对宋代以来的唯物论进行弘扬，在哲学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书论证的观点及其论证的方法，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对他的影响。出版后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
    　　20世纪40年代，张岱年生活日趋动荡和窘迫，可依然笔耕不辍，思维向哲学深度发展，先后写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提出了自己对于哲学的本质的观点与关于演绎法、归纳法与辩证法三者关系的见解　；论证了外在世界的实在；论证了理在事中、一本多级的唯物观点；提出了一个以刚健而和谐为主旨的人生理想。这些论著直到1988年，才连同历年的思想札记，以《真与善的探索》为题，由齐鲁书社出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岱年正值不惑之年,他开始了新的生活。1951年，他被提为教授。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精力充沛 ,边教学边著述 ,于中国哲学史方面多有贡献。1954年撰写了《王船山的世界观》，这篇文章详细分析了王船山的唯物学说和辩证思想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关于王船山哲学的专论。文章得出的结论，受到贺麟、金岳霖的赞同。他编写的《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宋明哲学史的论著，于1957年至1958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
    　　其后，张岱年发表《张横渠的哲学》，详细论述气化学说，肯定张横渠思想的唯物论本质 。继而，为了对气、太虚、天、道、太极、理、神、本体等8个范畴进行诠释 ，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的文章。由于对哲学中唯物与唯心的斗争与伦理思想的关系感兴趣，专门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写了《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文章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先生年过古稀之际，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他情绪高涨，思想活跃，仍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其著述的丰厚，受到整个学界的瞩目与尊敬。
    　　关于孔子。1980年，他在《孔子哲学解析》中，对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象征的孔子思想进行透彻的辩证分析，指出孔子思想的10个特点，这10个特点是：述古而非复古；尊君而不主独裁；信天而怀疑鬼神；言命而超脱生死；标仁智以统礼乐；道中庸而疾必固；具生知而重闻见；宣正名以不苟言；重德教而卑农稼；综旧典而开新风。我认为孔子决非复古主义者，虽然赞扬周道，但也主张对于周道有所损益。孔子认为如果人君欣赏“言莫子违”，就是丧邦的危险，足见他是反对君主独裁的。孔子的中心观念是仁，《吕氏春秋》说：“孔子贵仁”是正确的。孔子兼重仁与智，这是儒家的特点。孔子学说也有缺陷，就是轻视生产劳动，这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消极影响。孔子整理了《诗》、《书》、《春秋》等文化典籍，开创了大规模的私人讲学和士人参政的新风，在文化学术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
    　　基于这一认识和对历史的反思，张岱年于1983年曲阜召开的孔子思想讨论会上发言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或者说也应该过去了，现在到了科学地讨论孔子思想的时代。
    　　关于老子。这方面的论述和观点主要反映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老子哲学辨微》等文章中。他认为，从思想的传承看，老子的“自然”观念是王充唯物主义学说的前导；老子的“有生于无”观点又是王弼唯心主义学说的前导，即在老子哲学思想中既有唯物主义又有客观唯心主义。
    　　关于《易经》 。他撰写《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对《易经》年代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考证。认为《易经》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并对其中本体论学说与辩证思想作了较详细的阐发，肯定了《易经》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价值。
    　　关于庄子。他在《论庄子》一文中，对庄子思想进行了较深刻的分析，认为庄子不是主观唯心论，也不是不可知论，而是客观唯心论。
    　　关于宋明理学。他在《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等文章中，对长期讨论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简要阐述：
    　　一、宋明理学是与当时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起了维护当时社会秩序的作用，当时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所以不能说宋明理学是反动的；只有明代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以后，理学才可以说逐渐转为反对的。二、理学家虽然受了道家、佛教的一些影响，但基本上是反对道释的，实际上他们是依据孔孟的基本观点回答了道家佛教所提出的问题；理学思想是对于孔孟学说的复归，是孔孟学说的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不能说宋儒是“阳儒阴释”，也不应讲“朱羽陆释”。三、理学家基本上不信鬼神、不讲上帝、不谈死后问题，所以不是宗教 。儒 、道释在唐宋时代虽然并称“三教”，所谓教是教化之义，不是现代所谓宗教。佛教、道教都是宗教，但是与道教关系密切的道家并非宗教。儒学更不是宗教。四、一般的见解认为宋明理学分为程朱、陆王两大派，我以为不然。在程朱、陆王两派之外还以张横渠(载)、王浚川(廷相)、王船山(夫之)为代表的另一学派。程朱学派可称为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学派可称为主观唯心主义；张王学派则可称为唯物主义学派。以往讲明代哲学的都不讲王廷相的思想，事实上，照其理论贡献来说，王廷相乃是明代最卓越的哲学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张岱年对宋明理学的认识是客观中肯的，对这方面的研究既是提炼，又是启示。此外，他还对中国哲学范畴体系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反响。
    　　关于中国的伦理思想与价值观。先生在《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评述，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谈到道德准则时，他在梳理了各家之说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古以来，道德原则都是具有普遍性形式的，只不过不同阶层各自蕴含的特定内容不同而已。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最高道德是“三纲五常”，如何评价其作用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先生认为“三纲”应列入批判对象 ；而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固然有其阶级性，但其中蕴含着维系社会普遍道德的积极思想。比如“五常”之中最单纯的“信”，即是要人们说话要符合事实，这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基本准则，是社会生活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仁爱”说是古代人道主义，对于反对暴虐的苛政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不仅含有尊重人的社会地位，还指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为了维护自身人格尊严、挽救民族危机或拯救他人生命敢于自我牺牲，这种舍生取义的观念已经上升为高尚的道德信念。上述传统思想经过扬弃，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先生善于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述复杂的哲学命题。简明是不易做到的。就如同要给别人盛满一杯水，自己先得有一桶水一样。
    　　关于中国哲学中价值观的研究，是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1988年，他撰写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人格观念》等文章，从而拓宽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对中国哲学史，先生特别注重三点：一是弘扬唯物论传统，二是阐发中国的辩证思想，三是显示中国的人本思想。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每一时代都有宣传唯物论的哲学家，不过其所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谈到哲学理论问题，先生说他始终坚持唯物主义，从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被辩证唯物论的真理光辉所吸引。他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在文章中引用列宁的话了，尤其是对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更是爱不释手，反复钻研领会，同时对现代英国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倍加欣赏。先生在治学中，力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精髓思想结合起来。先生著述有一个鲜明的思想脉络，就是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理想的图腾，而是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多方面的审视。他在文化研究领域也独树一帜，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两点：一是中西文化的综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之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与近代西方的文化成果，汲取西方科学成就及其与科学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哲学思想；二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的精髓思想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与反理学思想的综合。先生说，这一论点的理论基础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原理。非贯通难以深入，非厚积无以浅出，阅读他的文章，听他讲学，是一种享受。艰涩深奥的哲学原理，经他深入浅出的讲解，便逐渐生动起来。
    　　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广泛涉猎国学诸多领域，远慕孔、墨、孟、庄的宏卓深湛，对外钦敬西方哲学家的笃实缜密。他以其宽广的胸襟 ，博采古今中外哲人的真知灼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的哲学命题及其透彻的表述，反映的绝不是个体的所感所悟，而是当代中国哲人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历史和历史的思想的认识结晶，在本质上反映的是我国当代的社会文化的进步开放程度和思想水准。在他对某个哲学命题进行长时间思考，付诸于文字进行表述时，那一个个概念、一个个范畴，就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和灵性。
    　　先生除在国学研究方面多有建树之外，于培养后人方面也颇下功夫。经常有对中国哲学史感兴趣的学生，向他请教学习的基本方法。先生说学习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入门有四条是必须要做到的：其一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几千年来人类进步思想的结晶，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根本规律，这是我们今天进行科学研究的指南针。但是在具体分析的时候，不要忘记历史发展的实际中总结出来的客观规律。其二是要选读中国哲学史教材和专著。出版界有很多《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和专著，这是学习用的主要参考书。初学者可以任选一种细心阅读，再参考别种进行比较。一方面尊重前人研究的成果，一方面要发扬独立思考的精神，既不要随意立异，也不要轻易苟同。其三是要研读哲学古典原著和有关资料。学习哲学史，必须接触原始材料，仅看几本哲学史是不够的，可以在先看几部资料选辑一类的书。在此基础上，还必须阅读历代哲学家的古典原著，特别是先秦诸子的几部著作 ，如 ：《论语》、《孟子》、《周易》、《老子》、《庄子》、《管子》、《荀子》、《韩非子》等，要连同注解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用心去体会。其四是要具备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知识。西方哲学的长处是要领比较明确，层次比较明显，对于训练思维能力，有不可忽视的长处。如果把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观念和观点，与西方哲学中相似相近的观念观点对照研究，就比较容易理解中国古代哲学著作所包含的深湛义蕴。学习哲学史，必须对最基本的概念有很明确的了解，如什么是本体论，什么是认识论；什么是客观唯物主义和什么是主观唯心主义。在谈到怎样撰写学术论文时，先生要求首先要充分了解学术界在某一方面的已有成就，接下来依次是充分掌握关于某一问题的所有资料，发挥独立思考之后的新见解，有事实根据、条理清楚、观点明确，要解放思想、坚持真理。他企盼年青人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能够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为了进行理论思维的锻炼，又说“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先生引用这两句话，强调哲学的意义并告诫年青人在理论研究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只有好学深思，充分领会前人之意，才能有所创见。
    　　先生于培养后人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作为研究生导师，为我国哲学研究领域培育了许多出色人才。他培养的学生有多人已成为学术界的活跃人物，为国学研究领域带来朝气和活力。程宜山在先生的指导下研读中国哲学史，他天资聪颖，文笔雄健，毕业后为《中华的智慧》问世出力甚多，不幸英年早逝，使先生每每伤感不已。其学生范学德、刘鄂培、陈来、刘笑敢、李存山等人，都分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成就。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羊涤生是先生的弟子，虽已年过七旬，但不赋闲在家，担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为学会操劳。
    　　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朴素的感情已经升华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无限忠诚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早在1926年初中毕业时 ，先生在“终生志愿”一栏，填写了“强中国，改造社会”。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他离校滞留于京，闭户读书，誓不与敌伪合作。1957年至1978年，其间二十余年被迫中断学术生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被作为“资产阶级教授”靠边站，曾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其间，他表现出“见侮不辱”的超脱与凝重，常常于夜阑人静时，饶有兴趣地仰望着皎然星空。重新获得政治生命时，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然而他的信仰和独立思辨能力没有被不公正的漫长岁月所稀释和化解，老而弥笃，老而弥坚，他又以饱满的热情重新投入著书育人之中。他坦言：“我在哲学上，一贯信持辩证唯物论；在政治上，我一贯拥护社会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我多年的愿望”。1983年，先生实现了这个愿望。先生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名节自重，没有为自身的挣脱迁及同类，一身正气，不逢迎，不阿谀。先生是社会良知和人的基本价值与尊严的维护者，更是社会责任的高度自觉的承担者。许多人从他那里懂得了如何做学问，更懂得了如何做人。冯友兰曾用孔子的“刚毅木讷近仁”形容先生的精神境界。谈到对今后有什么想法时，老人不无遗憾地说：“真想把《天人关系论》完成”。去年春节，中华孔子学会学人聚会，先生即席发言说了三句话：19世纪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世纪，21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世纪。老人家还说，怎样才能发展中华文化的张力和理论精华，并借鉴吸纳发达国家以及全人类的先进文化，来构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他思考最多的问题。他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付出了所能付出的一切，书架上那厚厚的《张岱年文集》，向世人传达着广博的文化信息，字里行间浸透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的深厚感情。为此，几乎耗尽他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过滤和辩析，体现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对中华古老文明的呼唤与回应和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吸纳。对传统文化进行回顾、审视、清理、厘定时，能从中提取出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民族心理素质健康成熟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岱年追求真理的过程及其成果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将愈显示出珍贵。
    　　临别时，我问先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核心是什么?先生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位国学大师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八个字。回望兰旗营那座北京大学的乳白色教授楼时，我想到了两句话：
    　　他是个为中华民族奉献了九十三年的人。
    　　他是个为追求真理奋斗了九十三年的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报专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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