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向我国东北地区大举进攻。由于将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大批东北军撤向关内，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内蒙古哲里木盟地区(现改通辽市)，地处内蒙古东部，千百年来，蒙汉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并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把这里开发建设得美丽富饶，但他们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欺凌和压迫。随着东北三省的沦陷，深受灾难的哲里木盟各族人民群众又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伪满州国，哲里木盟全部归满州国所属。伪满州国政府国务院设立了管辖蒙古地方的行政机构——兴安局。同年8月兴安局改称兴安总署，后又改为蒙政部。1933年4月，伪满州国国务院颁布《蒙政部官制》，设立了直属于国务院的“特别行政区”兴安省，下设东、西、南、北四个分省。原哲里木盟管辖的科尔沁部六旗，扎赉特旗，辖于兴安南分省。省会最初设在郑家屯，1935年9月迁至王爷庙(今乌兰浩特)。
　　1934年12月，伪满州国取消了兴安四分省，正式成为省的建制。兴安南省除管辖科尔沁左翼前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科尔沁右翼后旗、扎赉特旗外，又将原奉天省管辖的通辽县和热河省管辖的库伦旗划入兴安南省，省会仍设于王爷庙。现在的奈曼旗、开鲁县、扎鲁特旗隶属兴安西省管辖。兴安南省总面积79万余平方公里，总人口约72万余人，其中蒙古族为33万多人。

二

　　在伪满州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哲里木盟各族人民实施殖民统治。他们在全盟各旗县成立了协合会旗本部，各努图克成立分会，宣扬“民族协合、日满一心一德、王道乐土　；开发资源　、全力支援、巩固大东亚共荣圈……”在各旗县和努图克设置了为数众多的警、宪、特机构，对各族人民群众实行高压统治。兴安总省会王爷庙设置了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特务机关长日本人金川耕作，在东蒙古是超越一切的太上皇。其实施统治和镇压的触角，伸向各个角落，其豢养的一大批特务、密探、谍报员、联络员，在管辖范围内实行监视。一经发现有反满抗日情绪的人，则立即告密、抓捕、屠杀，用极端恐怖的手段进行高压统治。1932年1月，日军以反满抗日为名，从科左后旗南部地区抓捕50余名在当地有一定群众基础，较有威望对日不满的无辜群众，分别关进康平、科左前旗和科左后旗监狱。在科左后旗吉尔嘎朗被关押的“囚犯”，除被打、吊、压杠或灌辣椒水外，还有被烧、烤、烙　的，甚至用子弹头和刚针往指缝里插的。“囚犯”中双庙子村20岁的姑娘，因反抗这帮野兽的侮辱和糟踏，惨遭用烧红的炉钩子烙烤阴部的刑罚。第二次日军从科左后旗刘木匠窝堡、四喇嘛窝堡和黄花甸子一带又抓走15名当地无辜群众。这两批被抓的群众，在遭受到非人的折磨后，没几个幸免，大部被活埋。至于在何时何处被害，谁也不敢打听。直到7年后，在吉尔嘎朗西南坨子去二区新庙的路旁，由于多年风吹沙移而露出一堆尸骨。这堆尸骨直径约有四米方圆，连土带骨有二尺多厚，露出地面的五六个头盖骨模糊不清地与仍未完全脱落的头发混杂在一起，东一个、西一个的，这时人们才知道这是被害现场。从1937年起，伪满州国在各地强行实施“并村计划”，把分散居住的老百姓，一律搬迁集中为部落(村)。在集中的村屯设甲长、排长管理。1939年在全满州国范围内进行“国势调查”，抓壮丁，派出荷粮、出荷牛、抓劳工。警察署、所遍及各地，老百姓时时都在警察、甲长、排长的监视下，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
　　在伪满州国时期，全盟各旗县所在地及各努图克(区)所在地先后建立了国民初级学校或国民优级学校外，还建立了一部分中学(即国民高等学校)。如科左中旗的巴彦塔拉实业中学第一国民高等学校、通辽女子实业学校、开鲁女子国高、通辽师道学校、科左后旗广福寺、库伦旗兴源寺喇嘛学校等。这些学校均被日本人控制，原有教材大部分被废除，日语被列为中、小学主课，学校内连一张中国地图都不准挂。特别是1937年实行新学制后，强行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让学生忘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崇拜日本天皇，养成忠良国民，忠于伪满皇帝溥仪，赞颂“日满亲善”和“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必须竭心尽力拥护“大东亚圣战”，为战争出力等　，培养成日本侵略者的忠顺奴仆。
　　从1940年起伪满州国实施《国兵法》，推行义务兵役制。其后不久又颁布实施《勤劳奉仕法》，这个法与国兵法联系起来看，具有强制性质。凡年满20岁的男性青年，每年都要接受一次应征身体检查，身体检查过程全由日本人掌管。合格者第二年应征入伍，不合格者统一编为“勤劳奉仕队”，到指定地点强行服役三年。这和其它抓去的劳工不同点是　：穿军装(不带军章)，学日语，做操练，实际上是半军事化性质的劳工队。
　　伪满州国政府为控制金融流通，从1937年开始，在全盟各地成立兴农合作社，其业务就是全面垄断经济，加紧对经济的掠夺。农民秋后所收获的粮食，全部送交兴农合作社，经过检质后低价收购。私人买卖粮食，一律按经济犯论处。在“大东亚战争”开始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为扭转其侵略战争的败局，极力在满州搜刮丰富的资源，对老百姓实行粮食配给制度，1943年又推行物资统制政策。凡棉布、棉线、食盐、火柴、煤油、烟酒糖等生活必需品一律由兴农合作社发放或配给　，加深了对蒙汉各族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榨。老百姓终年吃不饱，穿不暖，过着“穿着更生布，糠菜半年粮”的饥寒交迫的日子。
　　日本侵略者为毒害中国人民，搜刮民财，支援战争，强行在全盟各地征占大量好地种植大烟，成立大烟组合。1942年以后，仅在开鲁县先后就成立了西关大烟组合、东关大烟组合、西扎兰营子大烟组合、南关大烟组合、道德营子大烟组合。其中东关和西扎兰营子两处规模较大。南关和道德营子每处各年产大烟千余两，西关年产2500两，东关和西扎兰营子两处都在3500两以上，全县年总产大烟11000多两。同时在伪县公署内增设烟政股，组织专卖局，把原私人烟馆合并，统归专卖局经营。全县各区、镇成立六个烟馆。为具体掌握吸毒者之人数，各烟馆都设立了大烟台账。当时吸、扎大烟者很多，每当春夏，吸大烟者体内烟毒溃烂成疮。因吸大烟导致倾家荡产、卖儿卖女、被冻死在街头巷尾、　乞讨要饭者到处皆是。在伪满州国统治的14年中，哲里木盟地区鼠疫连年不断。每逢鼠疫发生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不但不予防治，反而假借防治为名拿活人做试验，进行残害。日伪统治者往往以防止鼠疫蔓延为名，进行整村整屯封锁，任其传播蔓延，使众多百姓困死待毙。仅1940年开鲁地区发生的鼠疫，先后有106个村受到鼠疫传播，2389人死于非命。

三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哲里木盟各族人民群众不畏强暴，　奋起反抗，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2年2月，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犯，收复国土，聚集在开鲁县的以陈国清、赵道冷阿为首的一大群热血青年组建了科左中旗反满抗日义勇军。全团500多人，大部分都是从科左中旗而来的蒙古族青年。这支抗日义勇军除衣服是张学良部资助外，　其枪支弹药和马匹等均是自备和向当地的牧(地)主索取。大家全都臂戴黑字红袖标，喊出的口号是“宁做站着鬼，不为亡国奴，救国救民义勇军”。部队还有严格的规定：一是谁打死一个日本侵犯者，谁就官升一级，并另有奖赏。二是不准伤害中国人，有犯者严惩。三是战斗中勇往直前。抗日义勇军以此宗旨，诏告各族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二月下旬，科左中旗反满抗日义勇军高举义旗从开鲁县出发，向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家乡科左中旗进发。25日，部队在科左中旗舍伯吐西北的曹格营子一带与蒙古自治军第二军韩舍旺部相遇，面对这支蒙奸队伍，士气正旺的义勇军勇往直前，经鏖战，活捉了临阵日军指挥官松井清助，首战告捷。接着，部队又转于科左中旗、科右中旗高力板等地区，8月中旬，进驻蟾榆县城。为阻止嚣张的日军东进，义勇军决定攻打开通镇，消灭侵犯的日军。在向开通镇奔袭的途中，部队突遭降日的开通镇唐司令部队的阻击。他们据守有利地形，用猛烈的炮火封锁了通往开通之路。几次受挫之后，副团长赵道冷阿亲率三个骑兵营，冒死向敌阵地强行冲锋，打开了通往开通镇之路。正准备趁势拿下开通镇时，城里的日军接应了唐部的溃军。日军凭借高厚的城墙，躲在坚固的工事里，用密集的炮火阻击义勇军的进攻，　由于伤亡较大，攻城战斗停了下来。第二天拂晓，抗日义勇军兵分三路，第二次组织攻城。一时人喊马叫、枪炮声震天，开通镇陷入炮火的硝烟中。在一天的战斗中，敌军虽遭重创，但义勇军伤亡不断增多，特别是弹药不足，天黑后，义勇军停止了攻城。派出快骑密令扎鲁特旗北山的部队带足弹药火速增援，决心与日寇决一死战。三天后，日军大量援兵从郑家屯赶来，　运用飞机、坦克、大炮等，疯狂向抗日义勇军扑来。由于援军未到，弹药补充不上，敌我力量悬殊，抗日义勇军虽经顽强抵抗，但损失惨重，团长陈国清阵亡，被迫撤退，三天后，这支刚刚组建七个月的抗日义勇军就解散了。
　　抗日义勇军失败后，有一部分抗日爱国之士仍然活动在边昭、双岗、红星一带的铁路线上，不时使日军的交通、桥梁遭受破坏，继续在敌后坚持斗争。
　　1932年冬的一天，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西北风卷着沙土，刮地对面不见人。半夜时分，通辽城内日本宪兵队马道尹府(现通辽市公安局)门前，突然闪出两个人影。这两个人手持钢刀轻步上前，门前的日军哨兵还没醒过神来，脑袋已搬家。两人飞步闯进院内，见日本人挥刀就砍，日本宪兵队院内经一阵混乱后枪声大作，由于寡不敌众，两壮士含恨倒在血泊中。　这一壮举，震惊了整个通辽城。气急败坏的日军运用城内所有军队、宪兵、警察，对全城戒严，搜捕，折腾了一阵后，只是抓捕了一些“可疑分子”，只好草草收场。
　　1934年5月，奈曼旗青龙山镇河南杖子屯周荣九以“三九保驾”　的旗号拉起一支300多人的抗日救国军。周荣九十几岁就在外边闯荡，曾投入绿林，后在东北军汤玉麟部任营长。因不满将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弃甲归田。军事生涯使他练就了胆量和武艺，他体壮如牛，加之使双枪，且枪法超群，为众兄弟所折服，拥其为司令。他带领这支队伍转战于辽宁省的北票、黑山、锦西一带，配合其它抗日武装同日寇和汉奸走狗进行过数次战斗，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战斗中，这支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1935年7月，周荣九率领400多人的抗日救国军向奈曼旗进发。
　　7月23日清晨，抗日救国军将绥东县公署所在地——八仙筒镇包围后，按着既定的作战方案，兵分四路攻城。在当地人民群众的配合下，经两个多小时激战，穷凶极恶的日本参事官山守荣治和指导官中根长一被击毙，活捉了罪大恶极的日本警察署官佐佐木正太朗、警长贺田金座和盐务局长木村等8人，只有一名日本人徐腾和警务科长刘崇勋漏网，伪公署的卫队和警察队，除被击毙和逃跑一部分外，余下全部投降。战斗胜利结束的当天，被活捉的三名日本人，被剥掉上衣，捆缚悬吊在十字街南路西院，召开群众控诉大会后，拉到西南沙坑枪决。抗日救国军收复八仙筒的消息很快传遍科尔沁草原，深受日本侵略者奴役的蒙汉各族人民群众大解心头之恨，　无不拍手称快，大长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志气。1936年9月26日，周荣九喋血阜新北部的乌鲁木图山。乌兰夫同志曾说过：“‘八仙筒事件’是内蒙东部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抗日事件，史学家要记载，文学家要歌颂”。
　　1936年3月20日，在通辽东钱家店东大营兴安南警备军新兵连里，勤务兵小拉玛目睹了家乡沦陷后，父老乡亲们悲惨的穷苦生活，特别是在新兵连里受尽了日本人的非打即骂和残酷的体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统治极为不满。这天，他很不情愿地照例把矢岛连长送回家时，无意中发现了矢岛开弹药库的钥匙，就偷偷地藏在身上，赶回新兵连驻地。他找到好友王金海等5名新兵，商量好了下一步的打算。晚上11点左右，小拉玛带领5人偷偷潜入弹药库，每人拿了一大袋子弹，身上的枪支也都做了调换。回到宿舍后，大家分头打死了5个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班长。然后向新兵们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说明了他们的行动与打算，当时有50多名新兵站了出来。于是，他们打开大营东北角的铁丝网，逃出军营后，大部分投奔了抗日的队伍。
　　1945年8月15日，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了!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傀儡皇帝溥仪被俘，途经通辽押往苏联，被蹂躏14年的哲里木盟大地重见光明。

　(作者单位：通辽市委史志办)